，快乐地跑进房，打开饰着华美的彩罩的壁灯，然后到镜台前取花瓶。蒋淑华放下精致的玫瑰花束，理好了宽大的白衣坐下来，以忧郁的女子所特有的静止的视线看着妹妹。这种视线使幸福的妹妹不安。她们中间常常这样，妹妹兴奋，企图将欢乐分给姐姐，但姐姐却疲乏而忧愁，使妹妹遗憾，憎恨自己。

    蒋淑华侧头靠在左臂上，伸右手抚弄花叶。

    “你都弄好了吗？”蒋淑华问，指生日的事。

    “忙，头痛。”蒋淑媛嗅花，透过花叶瞥了姐姐一眼。姐姐阴郁地静默着。蒋淑媛沉思，然后想起了什么似地走进后房。

    “是的，我要告诉她。我非要她答应不可。”她在后房的桌前坐下，兴奋地想。

    她所想的是如下的事：最近表妹沈丽英向几个亲近的人提起了蒋淑华底婚事，因为她们不能看着她永远地孤独忧伤。对象是沈丽英的表亲，一个在海军部供职的性情极好的男子。他们认为这于蒋淑华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蒋淑华错过了一切机会，因为大家庭底女儿找寻对象有时特别困难，因为老人最初宝贵她，骂走一切求婚者，最后又和她决裂。三年前她便到南京来住，染了不幸的病，变得消沉。青春底最后几年，这些漫长难耐的日子里，她底唯一的寄托便是做诗，以及跟在苏州的大弟弟写很长的信，她和老母亲住在一起，但她于幼小的弟妹们才是真正的母亲，她照料她们，给他们钱，替他们做衣服。她底这种生活是姊妹们底最大的痛苦，她们在她面前觉得有罪。她们希望看见她欢乐，否则就看见她发怒，但她从不这样，她永远带着那种艰苦的温柔，那种高尚的安命态度出现在她们中间。大家都知道，假若她有悔恨的话，便是悔恨她和父亲底冲突。这是很奇怪的，父女间在最近数年从未和好过；这次回苏州显然又失败了。但她从不说这些，并且老人也不提这个，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惨痛的隐秘。

    蒋淑媛在后房兴奋地思索着这些，把白而肥胖的、戴金镯的手臂平放在桌上，严肃地凝视着前面。

    “今晚没有别人来，这最好，我要跟她说！”她热烈地想，“假若她不肯，我要想法子！不，决不会不肯！”

    她站起来，坚决地皱眉。她向外走，但又站下。“姐姐，你到后边来好吗？”她喊。

    这件事大家并未派给蒋淑媛做，大家是派给老姑妈的。但她现在觉得这是她底责任。她做这个也的确最好，因为在态度底坚决和机智上，她超过任何人。她在床边坐下，果决地看前面，然后露出悲苦的、严肃的表情。

    蒋淑华走进来，坐在椅子上，环顾摆设华丽的周围，向她微笑，这个微笑，没有任何意义，但蒋淑媛认为有意义：她明白姐姐对一切幸福的家庭的谨慎态度。蒋淑媛有时对这种态度很不满。

    “我问你，姐姐，你坐到这里来，”她要她坐在自己旁边；“苏州还是老样子吗？”

    “蔚祖弟怎么说？”

    “蔚祖说——但是他会说胡话。”蒋淑媛说，笑了一声。姐姐露出忧戚的表情。

    “蔚祖要做事，也好。”

    “不，不好，姐姐。我们蒋家没有一件好事！”蒋淑媛坚决地说。

    “你身子好些吗？”她又问。

    “好些。你看见素痕没有？”

    “她？”蒋淑媛冷笑。但即刻露出深的悲戚，表示在这种谈话里，这个她是不应该被谈及的。蒋淑华疑惑地看着她，同意她底悲戚，含着几乎不可觉察的忧伤的微笑站起来，轻轻地摩擦手掌。

    “姐姐，你坐下。”蒋淑媛亲爱地唤，“有一件事和你谈，你看见过汪卓伦那个人吗？”

    “哪个汪卓伦？”蒋淑华不关心地问。

    “在海军部做事。姑妈底外侄。啊？”

    “他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