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从麦当劳出来的时候，方可寒异常地安静。晚风吹上来，这个城市难得有一点闲适的味道。她把头发扎起来，冲我一笑，眼睛亮闪闪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细致地观察过她——我是说在床上的时候。

    我送她回家。穿越最繁华的商业街，路过北明，抵达没有人的堤岸。曾经你只要走上这个堤岸就能听到工厂里机器的轰鸣，不是那种刺耳的轰响，那声音远远的，沉沉的，好像来自地心，听惯了之后还觉得它很家常。

    “江东你还记不记得？”沉默了很久的她突然开了口，“高一的时候，地理课，讲城市布局，老师就拿这间工厂举例子。”

    “怎么不记得，”我说。我到现在也能想起那个老师的语气，“开什么玩笑？河边也能盖印刷厂？幸亏那厂子如今倒闭了，否则让来旅游的外宾看见，笑话不笑话？”那年我们这儿办国际旅游节，来了好多鬼佬和小日本。

    老师话音落下，大家哄笑。在我们学校，大家嘲笑起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都是毫不犹豫的。哄笑声中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原来没有人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地方。

    “那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方可寒继续说，“所有同学里只有我是从那间工厂的子弟中学来的。”她微笑。

    “子弟中学那年考来北明的，是不是只有你？”

    她点头。我突然想：要是那天，在哄笑声中环顾四周的我撞上她美丽的眼睛，那我高中三年经历的，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筒子楼里的灯光悠长，走廊里堆得满满的旧报纸、大白菜、自行车零件、蜂窝煤。水房的管道一定是又堵过了，地板上还是湿湿的，凹陷的地方汪着一摊一摊的水。小时候水房堵塞的日子是大人的灾难孩子们的节日，在大人们污言秽语的诅咒声中，我们高兴地脱了鞋袜，踩着运气好时能淹没到脚踝的水在走廊里一边追逐一边喊：“水灾——发水灾了——”

    方可寒那时不屑于跟着我们疯，只不过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无意中开门看见了她。那天水房堵得超常的严重，直到晚上脏水还不退。漂了一地的烂菜叶菜帮，还有一楼道的潮气。她走出来，左右看了看，长长的走廊寂静无声，没发现我，然后她拎着她那双红色的小塑料凉鞋，轻轻地但是兴奋地踩进了水里。刘海垂下来，遮住了她专注的眼神，那个场景就像做梦一样。

    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站在走廊里，用称得上是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们。方可寒笑笑，“你能不能认出来她是谁？”我当然认不出。方可寒说：“她就是戴明和武艳的女儿。”戴明和武艳，是我们筒子楼里的“梁祝”。那时候他们俩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戴明很英俊，武艳很丰满。戴明为了武艳腰里别了三把水果刀单枪匹马去和七十二中的一群人叫板。那天晚上静静的楼层中回荡着他们两家大人打人骂人的声音。后来他们俩一起离家出走，又一起被大人捉回来；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方可寒说，“我做梦都想长大以后像武艳那样遇上一个戴明。”

    “他们俩现在在干吗？”

    “开始都在工厂，现在戴明就在楼下开了间小卖部，武艳好像是在饭店上班，他们住的是你们家原来那间房。”

    “噢。”

    “进来坐坐吧。”她打开了日光灯。

    “你爷爷奶奶呢？”

    “爷爷前年死了，奶奶现在常常住我姑姑家。”

    “噢。”

    “喝水吗？”

    “行。”

    她倒水的时候突然弯下了身子，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我说：“方可寒？”然后看见一滴血滴在地上。

    “没事。”她仰起头面对着天花板，“都是那个狗杂种，推得也太狠了。”她洁白成苍白的脖颈上有一抹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