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将两条肘臂放在桌上，“对任何一个有远见的人来说，人性的产品总是险恶的。”

    “尤其是现在，不是吗？空战，细菌战，漫无目标的失业者，社会内聚力的消解，精神自由的迅速失却。”

    “不错，”赫德曼·斯代玎大夫说，“也许是——尤其是现在。对于我们珍视的东西来说，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总的情况是在走向分崩离析，大片大片的脱落，衰亡。我发现最糟的——也是人类前景不妙的根源——是地球上所有优秀的清醒的头脑正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也这样看，但是如今的世界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暴力，平庸的思想，以及卑劣的品质在统治一切。它在使一切变得粗俗，包括任何新生的，美好的东西，包括任何发明创造，包括我们的孩子。不论它是以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或是反革命行为来表现自己——从长远的角度看都是一样——或是通过某个人物来体现——像希特勒——在他的身上体现自己的特征从而达到痛快的释放。在我看来，极端爱国主义，群体恐惧，迫害欲，尤其是迫害欲，如今比过去更为明显，更加恐怖，更加骇人听闻。这是你那个专业的问题，戴维斯。一个由历史评说的问题。不管怎样，事实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三个幸运的人坐在这里，我们有立足点，似乎比较安全，显然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一切。我们在哈莱大街的安全感也许没有二十五年前那样强，但依然感到比较安全。我们是世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请问，这个世界有多少是我们的？我们敢于离开这间屋子多远来谈论如今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又敢走进自己的思想深处多远——带着亮光，带着大胆的问题？即使是你，我，赫德曼·斯代玎，在火星人这件事上，也一直极为小心谨慎，并还将继续如此下去。我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名誉，我们决不能放肆，如此等等。我们甚至对自己也非常谨慎。对当前的政治，对大声嚷嚷的爱国主义，对所有糊涂的陈腐的宗教狂热，对独裁统治，我们流露过真实看法吗？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这样被告知——这里没有集中营，没有审讯，没有流放，没有殉道者。没有看得见的束缚，——然而我们却被束缚着。我们还有多少智慧的自由？事实上，仅仅因为我们太谨慎而不去运用它。我们这里或别处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任何影响，是否还能发出任何声音来吸引、转移，或引导我们称之为历史进程的人群大溃散？”

    “什么？”戴维斯道。

    “我们称之为历史进程的人群大溃散。”

    “接着说。”戴维斯说。

    “假设我们出去，到一个尽可能公众多的场所，把我们今天关于人类情况的想法和盘托出，那会怎样？”

    “我想，”赫德曼·斯代玎大夫说，“人们会开始砸我们的窗户。”

    他想了一下，又说：“英国广播公司很可能会请三个大主教对你喋喋不休。然后，你的学生会在课堂上制造麻烦，你那些坐在后排的学生……我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我的职业使我对一两个高贵家庭有一种控制权。”

    “我最近一直在想。”戴维斯起了个头，又停住。他有一种作家措辞未定的习惯。

    “刚才你说到陈腐的宗教，”他继续说，“如今生活中许多东西都陈腐了，过时了，这我同意……”

    他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想，在过去的一百年中，那些将人们凝聚在社会中的主要思想已经过时了。奇异的新思想已经产生影响，至少我们三人开始明白这一点。但是，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被关注的对象，起主要影响的思想还从来没有被取代过。它们被加入了新意识，因而变得模糊不清，内容太广，影响减弱。取代这些思想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每当要解决一桩事时，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