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叫‘白马’的酒店，对不对？或者是‘粉红马’，不过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只是自己胡思乱想。我有时候真会乱想。”

    “鹦鹉怎么了？”我问。

    “鹦鹉？”奥立佛太太似乎十分迷惑。

    “还有蟋蟀。”

    “说真的，”奥立佛太太威严地说：“我看一定是弄昏头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还在想这二度听到的“白马”时，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索马斯·怀特律师，他告诉我，我教母海吉斯——杜博夫人在遗瞩中，准许我从她的藏画中挑选三幅。

    “当然，没什么特别值钱的名画，”索马斯·怀特先生用十分忧郁的声音说：“不过据我所知，你曾经表示过欣赏死者所收藏的一些画。”

    “她有几张很好的印度风景水彩画，”我说：“我想你一定写信通知过我，可惜我忘了这回事。”

    “不错，”索马斯·怀特先生说：“可是遗嘱各条款已经开始实施，执行委员也在安排出售她在伦敦的屋子，要是你最近能抽空到爱拉斯米尔广场来一趟——”

    “我现在就来。”我说。

    看来，这不是个适合工作的早晨。

    (三)

    我把挑选出的三幅水彩画夹在腋下，离开爱拉斯米尔广场四十九号，几乎立刻撞上一个正要进门的人。我们彼此道歉之后，我正要叫计程车，忽然想起什么，马上转身问对方：“嗨——你不是柯立根吗？”

    “是啊——你——对了——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

    以往念牛津大学的时候，吉姆·柯立根和我一直是朋友，可是我们到现在至少有十五年左右没有见面了。

    “我知道你很面熟，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柯立根说：

    “我经常看到你的文章，很喜欢看。”

    “你最近怎么样？是不是真像你所希望的从事研究工作？”

    柯立根叹口气。

    “很难，太花钱了——除非能找到一个听话的百万富翁，或者意见不多的基金会。”

    “肝蛭，对不对？”

    “你的记性真好！不，我已经放弃肝蛭了，我目前最有兴趣的是一种跟脾脏有关的腺体，你一定没听过。表面上看来，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的口气带着科学家的研究热忱。

    “那还研究它做什么？”

    “喔，”柯立根有点歉然地说：“我认为这种腺体会影响人的行为。粗浅点说，就跟你车子煞车的时候少不了一种液体一样。没有那种液体，煞车就不灵光。人体也一样，要是这种腺体分泌不够，就可能——我只是说‘可能’——使人犯罪。”

    我吹了声口哨。

    “那么‘原罪’的理论怎么办呢？”

    “是啊，”柯立根说：“牧师不会欢迎我的理论，对不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对这种理论有兴趣，真是不幸。所以我现在还在警方担任法医。也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不少犯罪型态。不说了，免得你不耐烦——一起吃午饭怎么样？”

    “可以啊！可是你不是要去那儿吗？”我朝柯立根身后的屋子点点头。

    “也不是，”柯立根说：“我只是想法碰碰运气。”

    “那里只有一名管理员，没别的人了。”

    “我想也是，不过我希望能知道一点已故的海吉斯—杜博女士的事。”

    “我一定比那个管理员知道得多，因为她是我教母。”

    “真的？那我运气太好了。我们上哪儿吃午饭，郎地斯方场有个小饭店，不算豪华，可是有一种特别的海鲜汤特棒。”

    我们在那家小餐厅坐定之后，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