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我们一致同意一名身体治疗专家将每天上门探视我。为安全起见，一名护士将定期上门打针。

    我离开圣伊莉莎白医院的那天上午，母亲就待在我家——以前的犯罪现场一给我“准备一番”，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害怕回到那里，一座泥砖结构的房子里。我不认为看到孤零零的它会使我动情，不过也许是我思维中断的缘故。

    伦尼帮我打点行装并穿好衣服。他是个高个子，瘦长的脸上长着荷马·辛普森式的浓密黑须，刚刮完脸不一会儿，胡须就会蹭蹭地向外冒。小时候，他就戴着一副可乐瓶样的厚眼镜，即使夏天也穿着一条厚得过分的灯芯绒裤子。以前，他总是任由一头鬈发长得像一条狮子狗，现在，他总是把这头鬈发不折不扣地剪成个齐根平头。两年前，他的眼睛做了个激光手术，所以现在眼镜也用不着了。穿着打扮倒是倾向于高消费。

    “你真的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伦尼问。

    “你可是有四个孩子，”我提醒他。

    “噢，那倒是。”他顿了顿。“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我强作笑颜。

    “说正经的，”伦尼说，“你不该一个人待在那栋房子里。”

    “我会安然无事的。”

    “谢里尔为你做了些好吃的，放在冰箱里了。”

    “她的心肠真好。”

    “她的厨艺还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伦尼说。

    “我可没说要去吃啊。”

    伦尼的目光转向别处，继续忙活着那个已经打好的背包，我凝视着他。我们从上罗伯特夫人学校的一年级时就相识，已经是老交情了。因此，当我对他说“你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也许他并不惊讶。

    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切人点，因此马上接过话头。“喂，我是你的律师，对吧？”

    “对。”

    “所以我想给你一些法律建议。”

    “我在听着呢。”

    “这事我本想早点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听不进去。现在嘛，噢，我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伦尼？”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伦尼体型上是个成人，但我还是把他看成个孩子。因此，很难让我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次我都和他一起庆祝过。初中时我们一起接受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并一起上化学课。但我眼中的他呢，是那个在闷热潮湿的周五和周六晚上与我一起厮混的伦尼。我们开着他爸爸那辆木头镶板的客货两用车——不太像一辆“儿童推车”——冲向各个派对。尽管我们进门时从来没有受到阻挡，但人家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我把那所中学的多数人都称做是“大盲人”。我们会站在角落里，拎着一瓶啤酒，脑袋随着音乐左摇右摆，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但却从未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多数晚上，我们最后就是去传统餐厅吃一块烤奶酪，或者好一点的话，躺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后面的足球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星星的时候，可以更加无拘无束地聊聊天，更何况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好吧，”伦尼说，动作夸张是他的一贯作风，“是这样的：要是我不在场，我希望你不要与警察谈话。”

    我皱了皱眉，“有那么严重？”

    “也许没什么，不过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子。尽管跟这不一样，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家庭成员往往是头号嫌疑对象。”

    “你是说我妹妹。”

    “不，我是说关系近的家人。或者关系更近一点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

    “你是说警察会怀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