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早上，她的邻居都上班去了。

    十年前，这栋房子是在那么特殊的情况下出售的，价格在这一区来说算是很低。我们查出里士满大学把它买下供教职员住宿，屋里的东西大多也都留着。罗比尼没有结婚，是独生女，住在北弗吉尼亚的父母也不想要她的家具。我想他们无法忍受跟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甚至连看到都受不了。房子被校方买下之后，就租给了单身的德语教授山姆·波特。

    我们从行李厢把摄影器材、化学药剂和其他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房子的后门开了。一个看来不甚健康的男人不甚热心地跟我们道早安。

    “需要帮忙吗？”山姆·波特抽着烟走下台阶，把日渐稀疏的黑色长发从眼睛上拂开。他矮矮胖胖，臀部宽大，像个女人。

    “那就麻烦你搬这个箱子。”范德说。

    波特把香烟丢到地上，并没费事踩熄。我们跟在他后面走进小厨房，里面有绿色的旧电器，还有几十个脏碗盘。他带我们走过桌上堆着待洗衣物的饭厅，走到房子前端的客厅里。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试着不要表现出震惊的样子。我认出了连接着墙上的有线电视缆线的电视机、昔日的窗帘、那张棕色的皮沙发，还有现在已经满是刮痕、脏污不堪的拼花地板。波特一面随便收拾着四处散落的书本与纸张，一面开口了。

    “你们也看得出来，我不太有家务上的天分。”他的德语口音很明显，“我先把这些东西塞到饭桌上好了。”他回来的时候说，“还有什么要我搬走的东西？”他从白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从退色的牛仔裤里掏出火柴。一块怀表由一根皮质细带连在裤腰的皮带环上，他掏出怀表看时间，然后点烟。我注意到几件事：他双手发抖，手指肿大，颧骨和鼻子的皮肤下可以清楚地看见破裂的细小血管。他没有费事把烟灰缸清干净，但已经收起了酒杯和酒瓶，也特意倒过了垃圾。

    “这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搬其他的东西。”韦斯利说，“如果我们移动了什么，会物归原位的。”

    “你说过，你们要用的这种化学药剂不会损坏东西，对人体也无害？”

    “对，这东西没有危险。它会留下细沙一样的残留物——有点像盐水干掉以后。”我对他说，“我们会尽量清理干净。”

    “你们做这些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在场。”波特紧张地吸了一口烟，“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说大概需要多久？”

    “希望不超过两小时。”韦斯利环顾室内，虽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想什么。

    我脱下外套，不知道要放在哪里。范德拆开一盒底片。

    “如果你们在我回来前弄完了，请把门锁好。不用担心我这里没有警报系统。”波特穿过厨房从后门出去，他发动车子，那声音听来像柴油公共汽车一样。

    “实在太可惜了，真的。”范德说着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两瓶化学药剂，“这原本是栋很好的房子，里面却比我见过的贫民窟好不了多少。你们注意到炉子上那个平底锅里的炒蛋了吗？你们还要从这里拿什么？”他蹲在地上，“等准备好了，我再混合这些东西。”

    “得尽量把能移开的东西都移开。你把照片带来了吗，凯？”韦斯利说。

    我拿出罗比尼·纳史密斯一案的现场照片。“你们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教授朋友还在用她的家具。”

    “嗯，那就把它们留着不动。”范德说得好像凶案现场的家具十年后还在原地是平常事一样，“但地毯得移开，我看得出它原本不是这里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韦斯利盯着脚下红蓝相间的编织毯。地毯非常脏，边缘都卷了起来。

    “把边缘掀起来，就能看见底下的拼花地板和旁边的一样肮脏、满是刮痕，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