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毯放在这里没有很久，何况它看起来质量不是很好，我怀疑它是否可以用这么多年。”

    我把好几张照片摊在地板上移动，调整，直到角度合适，能看出什么东西需要移开。本来就在这房里的家具，摆放的位置已经不同了。我们开始动手，尽可能地重现罗比尼死亡时的场景。

    “好，这棵树放那边。”我像舞台剧导演一样说，“对，把沙发往后再移大概两英尺，尼尔斯。那边再动一点点就好。树大概离沙发扶手四英寸左右，再近一点。这样很好。”

    “不对，树枝是在沙发上方。”

    “这树现在长大了。”

    “我真不敢相信这树还活着。除了细菌和霉菌之外，我很惊讶会有东西能在波特教授附近生存。”

    “地毯要移开？”韦斯利脱下夹克。

    “对，她那时在前门口放了一小条长地毯，茶几下还有一条小的东方地毯。大部分地板上都没铺东西。”

    他跪在地上把地毯卷起来。我走到电视机旁，研究放在上面的录像机和从墙内伸出的有线电视缆线。

    “这得移到正对沙发和前门的方向，靠着墙。有谁熟悉录像机和有线电视的接线？”

    “没有。”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这就动手。”

    我拔下有线电视和录像机的接头，再拔下电视插头，小心地把它推过没铺东西、满是灰尘的地板。我再次比对照片，又推了几英尺，直到它正对着前门。然后我环顾四壁。波特显然有收集艺术品的习惯，他喜欢的那个艺术家我看不清楚署名，但从作品看来像是法国画家。好几幅炭笔素描画着女性躯体，有大量的曲线、粉红斑点和三角形。我们一幅一幅拿下来，靠在餐厅的墙上。这时客厅几乎空了，我也被灰尘弄得全身发痒。

    韦斯利用手臂抹去额上的汗，看着我。“好了吗？”

    “我想差不多了。当然，并不是每样东西都全了。原来这里有三把桶状靠背椅。”我指了指。

    “在卧室里。”范德说，“一间卧室里有两把，另一间有一把。要不要搬出来？”

    “也好。”他和韦斯利把椅子搬了进来。

    “她原来在那边墙上挂了一幅画，在通往饭厅的门右边也有一幅。”我指出，“一幅是静物，另一幅是英国风景画。波特除了受不了她买的画，对其他的东西似乎都没有意见。”

    “我们得把屋里的窗帘都拉上。要是还有光透进来，就剪一片这种纸，”范德指着地上一卷厚重的棕色纸，“用胶带贴在窗子上。”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屋里充满了脚步声，百叶窗拉上的咔啦声，还有剪刀剪纸的声音。偶尔也有人大声咒骂，因为纸剪得太短或者胶带粘成一团了。我留在客厅里，遮住前门和面街的两扇窗子上的玻璃。等我们重新聚在客厅里，关灯之后，屋里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完美极了。”范德重新打开天花板上的灯。他戴上手套，拿出蒸馏水、化学药剂和两个塑料喷瓶放在茶几上。“我们这样办，斯卡佩塔医生，你来喷，我来录像，如果某个区域有反应就继续喷，直到我叫你往前移动。”

    “你要我做什么？”韦斯利问。

    “别碍事就好。”

    “这里面是什么？”他问，看着范德打开装化学药剂的瓶盖。

    “你不会想知道的。”我答道。

    “我是个大男人了，告诉我。我不会吓死的。”

    “这种试剂混合了蒸馏水、过硼酸钠，还有三胺邻苯二甲醯胺与碳酸钠。”我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一双手套。

    “你们确定这东西对这么久的血迹也有用？”韦斯利问。

    “事实上，分解的旧血迹对感光剂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