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他说他期待死亡，而我最好停止争取联邦政府的人身保护令。他还要求我再也不要打电话给他或者去看他。”

    “但他没有解雇你。”

    古鲁曼把火塞进石南木根制成的烟斗，吸着烟嘴。“没有，他只是拒绝见我，拒绝跟我通电话。”

    “这样应该足以申请缓刑，来裁定他的行为能力。”

    “我试过了，试过引用所有的东西，从‘海斯对莫菲’一案到主祷文。法庭很天才地裁决，说朗尼并没有要求被处决，只是表示他期待死亡，所以我的诉求被驳回了。”

    “要是你在朗尼·华德尔行刑前的几个星期都没有跟他接触，那是怎么知道珍妮弗·戴顿的？”

    “我最后一次跟朗尼谈话时，他对我提了三个要求：第一是要我负责将他写的一篇沉思录在他死前几天登在报纸上。他把东西给了我，我跟《里士满时报·快讯》谈好了。”

    “我读到过。”我说。

    “他的第二个要求——我照他的话说——是‘别让我朋友出事’。我问他指的是哪个朋友，他说——我这也是照他原话说的——‘如果你是好人，就替她留心。她从来没伤害过别人’。他告诉我她的名字，叫我等他死后再跟她联系，到时候打电话给她，说她对他有多重要。嗯，我当然没有完全照他的意思做。我马上试着联系她，我知道快失去朗尼了，而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希望这个朋友或许能帮上忙，比方说，既然他们一直在通信，也许她能指点我一下。”

    “那你找到她了吗？”我想起马里诺告诉过我，珍妮弗·戴顿感恩节前后在佛罗里达待了两星期。

    “电话一直没人接。”古鲁曼说，“我断断续续地试了好几个星期，老实说，由于与诉讼步调相关的时机问题和健康危机，又是放假，又是一次痛风大发作，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了。我一直等到朗尼死后，才想起要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遵照朗尼的要求告诉她，她对他很重要。”

    “你早先试着跟她联系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在她的答录机上留言？”

    “答录机没开，事后想起来也有道理。她可不希望度完假回来还得面对五百个不参考星座图就不能下决定的人的留言。而如果她在答录机上留言说她要出城两个星期，简直是在邀请小偷上门。”

    “你终于跟她联系上后，发生了什么事？”

    “她透露说他们通了八年的信，而且两人相爱。她宣称实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但她不肯告诉我就挂了电话。最后我写了封信给她，恳求她跟我谈一谈。”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问。

    “我看看。处决后的那一天，十二月十四号。”

    “她回信了吗？”

    “回了，颇有意思的是她是用传真回信的。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有传真机，但我的信纸上印有传真号码。我这里有她传来的内容，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在桌上一叠叠厚重的档案夹和其他文件中翻来翻去，找到了他要的那份档案，一页页翻看，抽出那张传真。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的，我会合作，”上面写道，“但是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最好还是你来这里。这一切都大错特错！”要是古鲁曼知道她传来的这封信已在尼尔斯·范德的实验室里通过图像强化处理显现出来，不知有何反应。

    “你知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什么太迟了，什么又大错特错？”我问。

    “要阻止朗尼被处死显然太晚了，那四天前就发生了。我不知她认为大错特错的是什么，斯卡佩塔医生。你知道，我感到朗尼的案子里面有些不寻常的地方，有这种感觉好些时日了。他跟我一直没有建立起什么友善的关系，这很奇怪。一般来说，客户和我都会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