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是白人。那四个黑人陪审团成员分别是汽车业务员、银行出纳、护士和大学教授。白人陪审团成员的职业什么都有，有一个退休的铁路扳闸工人仍然叫黑人‘黑鬼’，还有一个有钱的家庭主妇，她和黑人唯一的接触就是在新闻里看到他们又在国宅计划区射杀了别人。这样的陪审团绝不可能让朗尼得到公平的审判。”

    “你是说，华德尔一案里，这样的或其他的违宪错误都是政治动机造成的？处死朗尼·华德尔的政治动机是什么？”

    古鲁曼突然朝门瞥了一眼。“除非耳朵骗了我——我们的午餐来了。”

    我听见轻快的脚步声和纸的沙沙声，一个声音喊道：“嘿，尼可，你在吗？”

    “进来吧，乔。”古鲁曼坐着没有起身。

    一个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网球鞋、活力充沛的年轻黑人出现了，把两个纸袋放在古鲁曼面前。“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饮料，这个里面是两个水手三明治、马铃薯沙拉，还有腌酸黄瓜。一共十五美元四十美分。”

    “不用找了。乔，我真的很感激你送东西来。他们都不给你放假吗？”

    “人们吃东西可是不放假的，老兄。我得走了。”

    古鲁曼把食物和餐巾分成两份，我则拼命想着该怎么做才好。我愈来愈被他的举止和言谈打动，因为他并不显得阴险狡猾，也没有让我感觉他不诚恳或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地方。

    “什么政治动机？”我拆开三明治的包装纸，又问了他一次。

    他打开一罐姜汁汽水，掀开那份马铃薯沙拉的容器盖子。“几个星期前，我以为快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但是本可以帮助我的人后来突然被人发现死在车子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斯卡佩塔医生。珍妮弗·戴顿的案子是你经手的，虽然没有公开宣称她死于自杀，但消息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样。我认为她的死就算不到令人心寒的地步，也称得上是时机很凑巧。”

    “这么说来，你认识珍妮弗·戴顿？”我尽可能平淡地问。

    “是也不是。我没见过她，也只通过很少几次简短的电话。是这样，我是在朗尼死后才跟她联系上的。”

    “她认识华德尔？”

    古鲁曼咬一口三明治，伸手拿姜汁汽水。“她和朗尼绝对认识。你一定知道，戴顿小姐提供星座服务，对灵学之类的东西很有兴趣。晤，八年前，朗尼被关在梅克伦堡死囚室的时候，在某份杂志上看到了她的广告。他写信给她，一开始是希望她能替他看看未来。说得更确切点，他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在电椅上，这也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现象——囚犯会写信给灵媒或看手相算命的人问自己的未来，或者联系神职人员，请他们替自己祈祷。朗尼这件事不太寻常，是因为他和戴顿小姐显然展开了一段持久且亲密的通信关系，一直到他死前几个月才停止。那时，她写给他的信突然中断了。”

    “你在怀疑她的信可能被拦截了？”

    “这点毫无疑问。我和珍妮弗·戴顿通电话的时候，她说她仍继续写信给朗尼，但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他的信，我很怀疑他的信也被拦截了。”

    “你为什么等到行刑后才跟她联系？”我感到不解。

    “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她这个人。朗尼一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才谈起她，在和所有我代表过的囚犯的谈话当中，那也许是最怪的一次。”古鲁曼把三明治拨弄了一阵，推到一旁，伸手去拿烟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清楚这一点，斯卡佩塔医生——是朗尼放弃我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最后一次跟朗尼谈话，是在他从梅克伦堡移监到里士满的一星期前。那时，他表示知道自己会被处死，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他接受了难逃一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