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高特再次犯案就用这个暗号。”

    “上帝！”我惊呼。

    “我告诉本顿不必打电话通知你，因为我就在这里。”

    我的双手瘫软在桌台边缘。“在哪里？”我感到全身紧绷。

    “他们在中央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女性，白人，三十多岁。看样子高特是打算在纽约欢度圣诞节了。”

    我一直害怕这一天会到来。我一直希望并祈祷着，高特就这么永远沉寂下去，也许他已经在某个没人认识他的偏远村庄生了病或者死了。

    “调查局已经派直升机来接我们了，”马里诺继续说，“等你处理完这件案子我们就赶过去。这混账东西！”他开始焦躁地踱步，“竟然选在圣诞节前夕犯案！”他怒瞪双眼，“这是蓄意的，他故意挑这个时间。”

    “去打电话给莫丽吧。”我说，努力保持镇静并加快速度工作。

    “难道你不知道我不能穿着这身衣服去？”他指的是身上的制服。

    “这里有你可以换的衣服吗？”

    “得顺路绕到我住的地方停一下，把枪卸下。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继续这里的工作。你出去后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在迈阿密的妹妹？露西昨天应该已经到达那里了。告诉她事情原委，说我没办法赶过去，至少暂时没办法。”我给出电话号码，他随即离开。

    将近午夜时分，雪已停，马里诺回来了。我已把安东尼·琼斯锁进冰柜，对他的每一处伤痕，无论新旧都详细地做了记录，准备作为我的出庭资料。

    我们开车赶到国际航空服务站，站在玻璃墙后看着本顿·韦斯利搭乘的贝尔喷气式直升机匆匆降落，利落地停在一个木制小平台上，同时一辆加油车从暗处滑出。满月罩着一层面纱似的薄云。

    我看着韦斯利爬出直升机，敏捷地闪避着旋转的螺旋叶片。我看出他的表情中带着愤怒，步伐里充满不耐。他身形高大挺拔，举止中有种沉稳的权威感，令周遭的人心生畏惧。

    “加油大概需要十分钟。”他走向我们，说，“有咖啡吗？”

    “这主意不错。”我说，“马里诺，要我们替你拿一杯吗？”

    “不用了。”

    我们留下他一个人，走向夹在休息室中的一间小接待室。

    “很遗憾发生这种事。”韦斯利柔声对我说。

    “我们别无选择。”

    “他也明白这一点。选择这时机绝不是偶然。”他将咖啡倒满两个纸杯，“这咖啡很浓。”

    “越浓越好。你的样子很惨。”

    “我一向都是这副德行。”

    “孩子们都回来过圣诞节吗？”

    “是啊，所有人都到齐了——当然，只缺我一个。”他沉默良久，“他的戏法规模扩大了。”

    “如果这次又是高特干的，那么我同意这说法。”

    “我知道一定是他。”韦斯利钢铁般的冷静掩饰了愠怒。他恨透了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高特的犯罪天才让他既惊叹又激愤。

    咖啡不太烫，我们喝得很快。除了眼神，韦斯利没有透露出一丝我们之间的熟稔，而我早已学会解读它。他没有过多地依赖语言，我则变得精于聆听他的沉默。

    “走吧。”他说着碰了一下我的手肘。我们赶上了马里诺，他正提着我们的行李向出口走去。

    直升机飞行员是调查局人质救援小组的成员。这人一身黑色飞行装束，对周遭的动静保持着警觉，并且注视着我们，表示他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但他打开舱门时没有向我们挥手、微笑，而是一语不发。我们从螺旋叶片下面钻进去，我知道我将永远把它制造的噪音、风声与谋杀案联想到一起。似乎每次高特犯案，调査局的人就会在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