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喉咙干涩，眼里盈满泪水。我从皮包里掏出纸巾擦鼻子，静静哭泣着。

    “无意打扰你，女士，”司机说，他是个圆滚滚的老男人，“我们要去哪里？”

    “温莎农庄。到了那里我会给你指路。”我哽咽着说。

    “吵架，很讨厌对吧？”他摇着头说，“记得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在‘吃到饱’钓鱼营里吵架，结果她开着车回家了，我只好搭便车。熬过五英里的破路才回到家。”

    他点着头，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以为我和马里诺之间的争执是情人斗嘴。

    “你嫁给警察了？”他接着说，“我看见他停车。路上没有一辆没有标志的车子瞒得过我的眼睛。”他拍着胸脯说。

    我头痛欲裂，脸颊滚烫。我靠着坐椅，闭上眼睛听他继续讲着年轻时在费城的生活，听他说希望今年冬天别下太多雪，慢慢在烧热中睡着了，醒来时不知到了哪里。

    “女士，女士，到啰。”司机大声叫醒我，“接着该往哪里开？”

    车子刚转入坎特伯雷街，在等红灯。

    “右转到多佛街。”我说。

    我指引着他进入我住的小区。在这座城市最富有的住宅区里，车子从许多乔治王和都铎时期的宅邸围墙外驶过，司机的表情愈发困惑。他在我家门口停车，望着我的石屋和四周的木质地面，转头瞪着我下车。

    “别担心，”我递给他十美元并让他别找零时，他说，“我都看见了，女士，但一句话都不会说。”他做了个给嘴巴拉上拉链的手势，向我眨眨眼。

    我是个有钱人的老婆，和一名警探发生了婚外情。

    “很有原则。”我咳嗽着说。

    防盗铃发出警告声迎接我的归来。我以前从未意识到回家是这么开心的事。我迫不及待地脱掉身上经过消毒的衣服，直接泡进热水里，深吸着蒸气，试图清除肺里的杂质。我正用厚浴袍裹住身体，电话响了。此时是四点整。

    “斯卡佩塔医生吗？”是费尔丁。

    “我刚到家。”我说。

    “你听起来不太好。”

    “我确实不好。”

    “哦，那我的消息恐怕要雪上加霜了，”他说，“丹吉尔岛可能又多了两个病例。”

    “哦，糟了。”我说。

    “是一对母女，出疹子，发烧到四十一度。疾病控制中心在那里部署了一组人，带着病床隔离装备，占据了足足九户人家的庭院。”

    “温格还好吗？”我问。

    他停顿片刻，似乎十分疑惑。“很好啊，怎么了？”

    “他协助我处理了那具尸骸。”我提醒他。

    “哦，是这样。他和平常一样，好得很。”

    我松了口气，坐下来闭上眼睛。

    “你带去亚特兰大的那些样本怎么样了？”费尔丁问。

    “希望已经在进行测试了，他们现在正缺人手。”

    “这么说我们还不清楚那是什么？”

    “杰克，很可能是天花，”我说，“目前看起来很像。”

    “我还没见过天花病例。你呢？”

    “在这之前没见过。麻风也许更糟。死于疾病已经够悲惨了，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更是残酷。”我又咳嗽起来，而且口干舌燥，“明天早上见，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我觉得你似乎哪里都不该去。”

    “没错，但我没别的选择。”

    我挂了电话，试着联系疾病控制中心的布雷特·马丁，但只得到语音回复，之后他也没有回我电话。我同样给弗奇士波留言，同样没得到回电。我猜他大概在家，和其他同事一样。预算的战火还在蔓延。

    “可恶！”我咒骂着，将一壶水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