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断他，“别在这里说。”

    “当然，我没想在这里谈。”

    “反正谈再多结果也都一样。”

    “我保证不会。”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时钟，“不早了，不如我就留在城里，我们一起吃晚餐？”

    我犹豫起来，心里无比矛盾。我害怕见他，更害怕见不到他。

    “好吧，”我说，“七点到我家。我会准备些吃的，但别期待会有大餐。”

    “我可以带你去餐厅，我不想麻烦你。”

    “我现在最想避免的就是在公共场所露面。”我说。

    韦斯利继续注视着我给挂牌、试管和各种容器贴上标签，离去时鞋跟重击着瓷砖地面，我还听见他在走廊电梯间对某人说话。几秒钟后，温格走了进来。

    “我本该早点到的。”他走向推车，套上新鞋套、口罩和手套，“可楼上简直像动物园一样。”

    “什么意思？”我从背后解开手术袍，他则穿上一件干净的。

    “记者啊。”他戴上防护面罩，透过面罩看着我说，“在大厅里。他们的转播车把整栋大楼都占领了。”他紧张地看着我，“真不想告诉你，可你已经被第八频道包围了。他们用车子堵住你的车尾，里面没人，存心让你出不去。”

    我满腔怒火。“快报警，让他们把车拖走。”我在储物室里说，“你来收拾这里，我上楼想办法对付。”

    我把起了毛球的手术袍丢进洗衣袋，扯掉手套、鞋套和帽子，用消毒肥皂拼命刷洗双手后猛地拉开储物柜。忽然，我的手笨拙起来。这起案件、媒体、韦斯利……所有事情一拥而至，我难过极了。

    “斯卡佩塔医生？”

    我正忙乱地扣着上衣纽扣时，温格忽然出现在门口。他在我更衣时闯入并非新鲜事，我们都不曾介意过，我面对他像面对女人一样自在。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他犹豫着，“我知道你今天挺忙。”

    我把沾了血的锐步运动鞋塞进储物柜，套上上班穿的鞋子，穿上实验服。

    “老实说，温格，”我审视自己的怒气，并未发泄在他身上，“我也正想找你谈谈。等你忙完这里的事情，记得来我办公室一趟。”

    不必他说，我早有感觉。我乘电梯上楼，情绪阴郁如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韦斯利还在我的办公室里研究电脑屏幕上的照片。我大步穿过走廊，没有逗留片刻，我要找的是罗丝。前面办公室的职员们全都忙着回复响个不停的电话，我的秘书和行政主管正在窗前俯瞰楼前的停车场。

    雨势丝毫不见减弱，但这阻挡不了城里任何一位记者或摄影师。他们的行为近乎狂热，仿佛这则报道重大得值得每个人冒着瓢泼大雨前来采访。

    “费尔丁和格兰特在哪里？”我是指我的副手和今年新来的同事。

    行政主管是位酷爱古龙水和时髦套装的退休警官，他离开窗口，罗丝则继续望着窗外。

    “费尔丁先生在法院，”他说，“格兰特医生已经走了，因为他的地下室被水淹了。”

    罗丝转过头来，一副准备随时应战的神色，好像巢穴被人侵占了。“我让杰斯守着档案室。”她是指总机小姐。

    “这么说前面没人了。”我望着大厅说。

    “哦，那里人可多着呢。”秘书气愤地说，一旁的电话响了又响，“我不想让任何同事坐在那里面对那群秃鹰，我才不在乎是否有防弹玻璃保护。”

    “大厅里有多少记者？”

    “十五个，也许二十个，在我出去看时。”行政主管回答，“我出去一次，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说除非你发表讲话，否则绝不离开。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写一篇声明之类的……”

    “我会向他们发表声明的。”我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