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咱们直接说重点。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个变态割开了这女人的喉咙，将她毁容，又一把火烧了房子？”

    “不排除这种可能。”维西说。

    “毁容牵涉私人感情，”马里诺继续说，“除非凶手完全疯了，否则通常不会给一个陌生人毁容。”

    “的确是这样，”我赞同道，“根据我的经验，唯一的例外是凶手神志失常，甚至精神错乱。”

    “我倒认为，无论烧掉斯帕克斯农场的是谁，他都绝不可能精神错乱。”马里诺说。

    “这么说，你认为这桩谋杀案更可能是私人恩怨引起的。”维西说着拿放大镜细察头骨。

    “虽说我们不该忽略任何可能性，”我说，“但斯帕克斯放火烧死自己爱马的假设，无论如何都令人无法想象。”

    “也许他为了脱罪不得不烧死它们，”马里诺说，“因为大家都像你这样想。”

    “亚历克斯，”我说，“杀害她的人一定认准了我们永远找不到伤口。要不是那扇玻璃门掉落在她身上，她的尸体很可能被完全毁掉，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供我们调查。举例来说，如果没有残留的肌肉组织以供进行一氧化碳检测，我们便无从得知她在火灾发生前就死了。然后她会被判定死于意外，除非我们能证明这起案件是人为纵火。然而直到现在，这一点还无法证明。”

    “我非常肯定，这是一桩典型的纵火谋杀案件。”维西说。

    “可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割伤她？”马里诺说，“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放火烧掉那个地方然后走人？这些变态杀手将人毁容时，通常都希望自己的杰作被人看到。他们往往会把尸体拖到公园里展示，或者扔在山路边、慢跑跑道上，甚至客厅中央，希望被人发现。”

    “也许这个人并不这么想，”我说，“他不希望行迹败露。我认为我们必须在电脑数据库里好好搜索一番，看能否找到类似的纵火案例。”

    “一旦这么做，就会把一大堆人牵扯进来，”马里诺说，“程序设计师、分析师、联邦调查局的电脑专家，甚至休斯敦、洛杉矶和纽约这些大警察局的计算机部门。我敢保证，到时候肯定会有人走漏消息，媒体不炒翻了才怪。”

    “不尽然，”我说，“这取决于我们向谁求助。”

    <er h3">二

    我们在宪法大道上了出租车，要司机先开往白宫方向，再转向十五街的六〇〇号街区。我想请马里诺到老艾比格瑞餐厅用餐。正是下午五点半，我们无须排队便获得了一个桌上铺有绿丝绒的位子。这家餐厅吧台里装饰着乌龟、野猪和羚羊标本，几名侍者无论何时都忙忙碌碌；玻璃门窗和镜子散发出老旧的气息，黄铜瓦斯灯火光摇曳，在这样的氛围中用餐，向来让我感觉十分愉快。

    身后一对打扮入时的夫妇正谈论着肯尼迪中心的门票和儿子秋天将进入哈佛读书的事，另外两名年轻男子则为午餐是否可以报销争辩不休。我把被维西用胶带层层密封的纸箱放在座椅上。

    “我们应该选一张三人桌，”马里诺望着纸箱说，“你确定那玩意儿不会发臭？万一被人闻到怎么办？”

    “它不臭，”我说着翻开菜单，“我们最好换个话题，好好用餐。这里的汉堡非常可口，连我都忍不住想破戒来尝尝呢。”

    “我想吃鱼，”他假装十分期待，“你吃过这里的鱼吗？”

    “去你的，马里诺。”

    “好吧，你说服我了，医生，那就点汉堡吧。真希望现在是晚上，这样就可以再来点啤酒了。到这个餐厅来却不能喝杯黑杰克、畅饮冰啤酒实在是种折磨。我打赌这里一定有薄荷酒，自从跟肯塔基来的那个叫莎宾娜的女孩分手后我就再没喝过这种酒了。你还记得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