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他怎会有时间将体格锻炼到这种程度。

    “我猜你看到那张复印件了。”他说。

    “那封信。”我说，情绪又开始低落。

    “是的。”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过期的《美国药典》放在地板上。

    “封面是你的照片和她的旧挡案照。很遗憾你得受这种罪，”他说着继续翻找其他书籍，“前面办公室的电话响个没完没了。”

    “上午接到什么新案子吗？”我转换话题。

    “昨晚在密德西恩高速公路上发生一桩车祸，乘客和司机都死了。现场检验由迪麦欧负责。此外没别的案子。”

    “这就够了，”我说，“我还得出庭作证。”

    “我以为你正在去度假的路上。”

    “本来如此。”

    “半途被召了回来？怎么？竟然要你从希尔顿海德岛赶回来？”

    “鲍尔斯法官。”

    “哦，”费尔丁嫌恶地说，“这是第几次了？我觉得他故意把开庭的日子排在你休息的时候，存心气你。还有别的吗？你专程赶回来就为了他的案子？”

    “随时打我的传呼机。”我说。

    “你可以猜猜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他指着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我进度严重落后了，需要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有多窘迫。”他自嘲地说。

    “难为你了。”我说。

    <er h3">二

    约翰·马歇尔法院距我们的新办公楼很近，步行只需十分钟。我想这样的运动对我有益。这天早晨天气晴朗，空气清冽。我肩上背着皮包、手臂下夹着多层档案夹沿莱伊街人行道前行，在第九街南转经过警察局。

    我即将为一起毒贩斗殴致死的普通案件出庭作证。在三楼意外地看见法庭门口聚集着十几名记者时，我还以为罗丝排错了日程，因为我从未遇到过记者在法庭等候我的情形。

    一见到我他们便立刻冲了过来，摄像机和麦克风一拥而上，镁光灯随之亮起。我先是错愕，继而万分恼火。

    “斯卡佩塔医生，你如何回复嘉莉·格雷滕的信？”第六频道的一名记者问。

    “不予置评。”我边说边焦急地四处张望，寻找召唤我来为这起案件作证的州检察官。

    “对于她指称的共谋论点呢？”

    “你和你联邦调査局的男友共谋？”

    “是本顿·韦斯利吗？”

    “你的外甥女有什么反应？”

    我从一个摄影记者身边走过，神经如电线走火般嘶嘶作响，心脏狂跳不止。我把自己关进狭小密封、没有窗户的证人室里，往木椅上一坐，感觉自己像只愚蠢的困兽，竟迟钝得对嘉莉给媒体写信后极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没有丝毫预料。我打开档案夹，开始温习大叠报告书和图表，在脑中勾勒枪弹射入点和射出点，以及致命的关键。我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待了近半小时，直到州检察官终于找到我。简短讨论了几分钟后，我坐上证人席。

    要是没有这次作证，刚才走廓里的一幕便不会发生。不久我抛开了自我，完全融入到这粧单纯的暴力案件里。

    “斯卡佩塔医生，”多年来一直与我对立的辩护律师威尔·拉姆金开口了，“你在这个法庭里作过多少次证人了？”

    “抗议。”检察官说。

    “抗议无效。”鲍尔斯法官说。他一向支持我。

    “我没有详细统计过次数。”我回答。

    “可以给出个大概数字吧？十几次？超过一百次？一百万次？”

    “超过一百次。”我说，感到他杀气腾腾。

    “你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说的都是事实吗？”拉姆金缓缓踱步，红润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