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

    “你正在烦恼，对吗？”

    “你觉得她会在哪里？”我搅着玻璃杯里溶解的冰块。

    “我们查出她最后这封信是从邮政编码为一〇〇三六的地方寄出的，也就是时代广场。邮戳日期是六月十日，就在昨天，周二。”

    “正是她脱逃那天。”

    “没错。”

    “调査局还不清楚她是怎么逃出去的？”

    “是的，还不清楚，”他说，“似乎是游泳渡河的。”

    “不，不是那样，”我疲倦又气恼地说，“一定有人协助，她最擅长指使别人替她卖命。”

    “侧写小组接到的电话没完没了，”本顿说，“显然，她寄了一大批信，几乎各大报纸都收到了，包括《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

    “然后呢？”

    “这则新闻太劲爆了，他们必定不舍得放弃，凯。缉捕她时，有关新闻几乎和当年邮包炸弹客或连环杀手库纳南一样吸引眼球，现在她又主动写信给媒体，还可以再热炒一阵，他们恐怕会连她的购物单和打嗝次数都照登不误。对媒体来说，她是个宝库，无数杂志封面和电影剧本在等着她。”

    “我不想再听了。”我说。

    “我想你。”

    “真希望此刻你在我身边，本顿。”

    我们互道了晚安。我拍松背后的枕头，很想再喝一杯威士忌，犹豫再三还是作罢。我猜测着嘉莉可能釆取的行动，但思路最后都会绕回到露西身上。这应该就是嘉莉最原始的动机，因为她忌妒露西：露西比她更有天赋、更高尚可敬，无论哪方面都比她出众。嘉莉一定要想方设法耗干露西的每一滴生命才会罢休。我甚至觉得嘉莉不必亲自出马，只要布下陷阱，所有人便不由自主地自投罗网。她的吸引力实在强大得惊人。

    我睡得极不安稳，梦见了坠机和染血的床单。起初我在汽车内，后来又好像在火车车厢被人追赶。我醒来时刚过六点半，太阳高悬在澄澈的天空，草坪上的水洼亮闪闪的。我带着格洛克手枪进了浴室，锁紧门迅速冲了个澡。我关上水龙头，倾耳聆听警报器是否响了，又跑回卧室检查按键，确认防盗系统没出故障。这时我猛然察觉自己的行为多么可笑、多么不理性，但我无能为力，我害怕。

    忽然间，到处都是嘉莉的影子，正在过马路的那个戴着墨镜和棒球帽的瘦削女人是她；在公路收费站紧挨着我车子停车的司机是她；经过布罗德街时死死盯着我、裹着破旧大衣的流浪女是她。任何白皮肤、蓄着朋克发型、身材细长，或者打扮中性且怪异的人都是她。同时，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已经五年多不曾见过嘉莉了，无从知道她现在的模样，很可能根本认不出来。

    我把车停在办公室后面的停车场，看见大楼车库门敞开着，毕立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熟练而有节律地将一具尸体抬进锃亮的黑色灵车。

    “天气真好。”我向那位穿着黑色笔挺套装的职员打招呼。

    “很好，你也好。”他回答。显然他有听觉障碍。

    另一个衣着整齐的人下车来协助他，担架的金属脚架哐当作响，车后门随即关闭。我等着他们把车开走，然后将车库卷门关闭。

    第一站是费尔丁的办公室，我到达时还不到八点一刻。

    “还顺利吗？”我敲敲房门，问道。

    “请进。”费尔丁说。

    他正在浏览书架，实验室袍的肩部绷得紧紧的。对我这位副手而言，生活着实不易——他很难找到合身的衣服，因为他细腰窄臀。还记得第—次在我的住处举行同事聚餐时，他只穿着条短牛仔裤在庭院里晃荡。讶异之余，我也对自己竟然盯着他看了半天有点难为情。倒不是因为他的性感，而纯粹是对他那粗犷人体之美的短暂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