踱步。

    “要吃点晚餐什么的吗？”

    “我只想睡一觉。”我说。

    “暂时离开这个房间也许会让你好受一点。”

    “不，马里诺。”

    我吃了安眠药让自己陷入昏睡，第二天清晨头昏脑涨地强迫自己起床。在浴室镜子里我看见一双浮肿疲倦的眼睛，赶紧用冷水泼脸并换了衣服，在七点半时叫了辆出租车，这次没有国际刑警的帮忙。

    法医学院这栋三层红砖和斑驳石灰石建筑位于巴黎东区，和塞纳河之间仅仅隔着高速公路。这个早晨，河水呈美丽的蜂蜜色。出租车司机让我在前门下车。我走过一个长满櫻草花、三色堇、雏菊、野花和老树的美丽小花园。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石凳上拥吻，一个遛狗散步的老人似乎对不远处的学院铁栅窗户和黑色铁门渗出的死亡气息浑然不觉。

    露丝·史雯一向以管理这个不寻常的机构闻名。不少女接待员负责招呼访客，来客一进大门便立刻有人上前亲切地问候、带路。此时，一位女接待员向我走来，带领我通过一条瓷砖走廊。许多调查员正坐在两旁的蓝色椅子上等候，我从他们的交谈中约略得知，似乎有个人在前天晚上跳楼丧生。

    我跟随这位安静的接待员经过一座玻璃污旧的小教堂。教堂里摆着一具打开的白色棺木，一对夫妇正趴在棺木里的男孩身上哭泣。这里处理尸体的方式和我们不太相同。在美国不会有时间和经费去安排接待员、教堂和告别仪式，每天都不断有枪击案的死者被送来，没有人会替这些死者奔走呼号。

    史雯医生正在验尸间里工作。这个房间的门牌就悬挂在电动门上方。一进入房间，我立刻感到焦虑不安。我不该来这里的。我根本不知道该谈什么。露丝·史雯正把一片肺脏样本放在秤上，绿色长袍上溅满了血迹，连眼镜也未能幸免。我知道这位死者应该就是跳楼的那位，他的面孔一团脏污，两脚张开，胫骨向上刺入大腿。

    “请等我一分钟。”史雯医生对我说。

    同时进行检验的还有另外两起案件，医生们身着白袍，黑板上写着名字和案件编号。斯特莱克电锯正在切割头骨，水槽里的水哗啦奔流。史雯医生动作敏捷且精力充沛，面容姣好，身材健壮，年龄比我略长。我记得在日内瓦那场研讨会上她并不多话。

    史雯医生用尸布盖住尚未完成解剖的死者，摘下手套，大步向我走来，一边从背后把袍子解开。

    “你好吗？”她说。

    “不好说。”我说。

    也许我的回答让她感到奇怪，但她没有表现出来。

    “请跟我来，在我清洗时我们说说话，然后喝杯咖啡。”

    她带我进入一间小更衣室，把手套扔进洗衣篮。我们都用消毒肥皂洗了手，她把脸也用力擦洗一番，然后用蓝色粗布毛巾擦干。

    “史雯医生，”我说，“我这次前来不是为了联络感情，也不是为了参观你们的法医体制如何运作。这点我们都很清楚。”

    “当然，”她注视着我答道，“我不太擅长应付访客。”她微微一笑：“没错，我们在日内瓦见过面，但并没有深入交往。真的很可惜。那里的女性本来就不多。”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穿过一条长廊。

    “你打来电话时我就明白了，因为是我把你找来的。”她补充道。

    “你这么说让我相当惶恐，”我说，“好像怕我不够紧张似的。”

    “我们有着一致的追求。如果掉换一下角色，我也会来拜访你的，你知道吗？我会说，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我们不能让更多女人这样惨死。现在他甚至跑到美国，跑到里士满行凶。他是头野兽，这个狼人。”

    我们走进她的办公室。那里没有窗户，所有角落都堆满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