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诺绷着脸。

    “我只能说，一家世界五百强大企业遭窃的电子设备甚或枪械炸药动辄价值数百万，要他们买几张协和客机的机票并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

    “这么说是微软公司之类的企业在付钱了？”马里诺追问。

    塔利的耐性在受到极大考验。他没做声。

    “我在问你问题。我要知道我的机票到底是谁付的钱，我要知道是谁他妈的乱翻我的行李。是国际刑警的探员吧？”马里诺穷追不舍。

    “国际刑警没有探员，只有联系人，负责与烟酒枪械管制局、联邦调查局、邮政部门和警察局等执法机关进行联系沟通。”

    “哦，这就像是说中央情报局不会窃听一样。”

    “拜托，马里诺。”我说。

    “我要知道是谁翻了我的行李，”马里诺涨红了脸，“这件事真他妈的惹火我了，我忍耐得够久了。”

    “看得出来，”塔利说，“也许你应该向巴黎警察局报案。不过我想，就算这的确是他们所为，也是出于对你的好意，比如，以防万一你带了枪支之类的过来。”

    马里诺没有回应，只是把剩余的肋排一扫而光。

    “不会吧？”我难以置信地问他。

    “如果不是经常出国旅游，很可能会犯这类错误。”塔利补充道，“尤其是习惯佩着枪到处跑的美国警察，往往不明白在这里这么做会导致严重后果。”

    马里诺依然不语。

    “我想他们只是为了避免给两位造成不便。”塔利弹着烟灰补充。

    “好吧，好吧。”马里诺咕哝着。

    “斯卡佩塔医生，”塔利接着说，“你熟悉我们这里的司法制度吗？”

    “相当熟悉，而且很高兴弗吉尼亚没有这样的制度。”

    “法官是终身制的。法庭病理医生由法官指派，证物是否该被送交实验室，甚至死亡方式也都是由法官认定的。”塔利解释说。

    “就像我们的验尸官制度，”我说，“一旦牵扯到政治和选举——”

    “权力，”塔利打断我，“导致腐化。政治与犯罪调查永远都不该产生关系。”

    “但事实就是如此，一向如此，塔利探员，即使是在这里，在你的组织里，或许也没有什么分别。”我说。

    “你是说国际刑警？”他似乎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也许听起来有些虚伪，但国际刑警实在缺乏这么做的动机。我们不居功自傲，不需要宣传、车辆、枪械或制服，也不需要维护自己的管辖权。我们的预算少得惊人。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

    “你一直在说‘我们’，好像你是他们中的一员，”马里诺说，“这就让我糊涂了。前一分钟你还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现在就忽然变成秘密松鼠了。”

    塔利扬起眉毛，吐出一口烟雾。“秘密松鼠？”

    “你究竟是怎么加入这个机构的？”马里诺不肯罢休。

    “我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美国人。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巴黎度过的，后来全家移居到了洛杉矶。”

    “然后呢？”

    “读法律学校，不喜欢，结果加入烟酒枪械管制局。”

    “多久了？”马里诺继续盘问。

    “担任探员大约五年了。”

    “是吗？这期间有多少时间待在这里？”马里诺的问题越来越不客气。

    “大约两年。”

    “这倒有趣。在外面跑了三年，然后就被调到这里喝红酒，在这座大玻璃城堡里和大人物们周旋。”

    “我运气一向很好，”塔利话中带刺，“你说得没错。我想精通四国语言和频繁的旅行经验的确让我占了点便宜。我还在哈佛攻读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