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拿起多层文件夹，从中抽出好几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我面前的咖啡桌上。

    “我们已经全部翻译成英语了，”他说，“所有解剖工作都是在巴黎法医学院进行的。”

    我开始翻阅。每个受害者都遭到难以想象的毒打，验尸照片和报告显示皮肤上有多处淤伤，裂伤部位的皮肤边缘呈撕扯状。我认为造成这种伤口的工具和施加于金兰的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受害者头骨遭到的重击，是类似斧头的工具造成的。”我翻着文件说，“我猜还没找到凶器吧？”

    “没有。”塔利说。

    面部肌肉组织全毁，硬脑膜下出血，血液渗透脑部甚至渗入胸腔。受害者的年龄从二十一到五十二不等，每个人身上都有多处咬痕。

    “左顶骨有多处粉碎性骨折，这种凹陷性骨折使骨头内壁压迫到下层的脑部，”我翻阅着一份份验尸报告出声念道，“两侧硬脑膜下血肿。伴随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脑组织坏死……蛋壳状骨折……右额骨骨折沿中线直达右顶骨……血凝状态显示伤口形成后至少还存活了六分钟……”我抬头说道，“狂暴，过度杀戮，狂乱的过度杀戮。”

    “性犯罪？”塔利注视着我说。

    “每件案子不都是这样？”马里诺问。

    每个受害者都半裸着，衣服被剥下或撕开到腰部，全都赤裸着双脚。

    “奇怪的是，凶手似乎对她们的臀部和性器官不感兴趣。”我说。

    “这人似乎有恋乳癖。”米罗淡然说道。

    “乳房是母亲的象征，”我说，“如果他整个幼年时期都不曾离开家庭，患有这种症状也就不足为奇。”

    “抢劫的部分怎么解释？”马里诺问。

    “不确定所有案子都是这样，但至少部分如此。只有钱财遭窃。没有线索可供追踪，例如可以典当的首饰之类。”塔利答道。

    马里诺弹着烟盒，这是每当他迫切想抽烟时的习惯动作。

    “请便。”米罗对他说。

    “也许他曾在别处犯案？在里士满以外的地方犯下与金兰谋杀案类似的案子。”我说。

    “金兰谋杀案是他干的，这点可以确定，”马里诺说，“从犯案手法来看不可能是别人。”

    “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塔利说，“或者是否曾在其他地方杀人。”

    米罗接着说：“倘若真有关联，我们的软件可以在两分钟内完成比对。但或许还有其他我们尚未发现的案子。我们有一百七十七个会员国，斯卡佩塔医生，而有些国家并不经常找我们协助。”

    “这只是一种可能，”塔利说，“但我认为这家伙并不会经常在各国间游历，尤其是他基于某种生理障碍而必须长期待在家里。我猜他在犯案期间很可能还住在家中。”

    “这些案件的发生时间很接近吗？还是他蜇伏一段不短的时间后才再次犯案？”马里诺问。

    “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两起案子都发生在十月，接着是最后一次谋杀未遂，也就是说，他在五周内犯下三起案子。”塔利说，“这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怀疑，他失控了，发狂了，于是决定逃离。”

    “也许他希望能改过自新，不再杀人。”米罗说。

    “不太可能。”马里诺说。

    “报告中没有提到有任何证物被送到实验室，”我感到一股寒意从某个阴暗的源头渗出，“我不明白，难道这些案子都没有证物需要送交化验？体液采样、头发、纤维或者折断的指甲之类？”

    米罗看了眼手表。

    “甚至指纹？”我难以置信地问。米罗从坐椅中起身。

    “塔利探员，是否可以请你带我们的客人去餐厅用午餐？”他说，“我恐怕无法奉陪了。”他说着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