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定好防盗警报器，锁上房门，拨亮车库灯，打开设在车库里那间上下都有通风孔的杉木更衣室，这里放着登山靴、防水裤、厚皮手套和涂着蜡一般特殊防水涂层的Barbour夹克。

    我还在这里存放了许多袜子、内衣、连身工作服等从没拿进屋里的衣物。它们旅程的终点是那个大型不锈钢水槽、那台从不用来清洗日常衣物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我把一件连身衣、一双黑色锐步运动鞋和一顶印有OCME——首席法医办公室字样的棒球帽丢进行李箱，然后检查我的哈利伯顿铝箱里是否有足够的乳胶手套、大容量塑料袋、裹尸布、相机和底片。我心情沉重地出发时，本顿的遗言再次掠过脑海。我试图摆脱他的声音、他的眼睛、他的笑容和他肌肤的触感。我想忘了他，但力不从心。

    我打开无线电，沿市中心高速公路驶向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里士满的晴空在阳光下闪耀。在隆巴迪公路收费区减速时车载电话响了，是马里诺。

    “只是想通知你，我会顺便过去一趟。”他说。

    我改换车道时引来一阵喇叭声，差点撞上一辆忽然窜出的银色丰田。那个司机绕过我超车时，嘴里不干不净地叫嚷着。

    “去你的！”我气愤地冲他吼道。

    “什么？”马里诺在话筒里大声说。

    “遇到一个可恶的白痴司机。”

    “哦，很好。你听过路怒症吗，医生？”

    “当然，我刚经历过。”

    我在第九街出口转弯，朝办公室开去，并打电话告诉罗丝我两分钟后就到。驶入停车场时，我看见费尔丁正抱着探照仪盒子和延长线等在那里。

    “我们那辆雪佛兰公务车还没开回来吧？”我问。

    “还没有，”他说着将装备放进我的行李厢，“你开这玩意儿过去可够招摇的。那些码头工人肯定会死死盯着这辆黑色奔驰和里头的金发美女。你还是开我的车吧。”

    为庆祝终于办妥了离婚，我这位体格壮硕的副手不久前才将他的福特野马换成红色雪佛兰克尔维特跑车。

    “事实上这主意相当不错，”我淡然说道，“只要你不介意。不过，如果是V-8引擎我就借。”

    “哦，明白了。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怎么走吧？”

    “知道。”

    根据他给出的路线，我一路往南，接近彼得斯堡时离开公路，驶经菲利普-莫里斯工厂，横穿铁路，又沿一条窄窄的小路穿过一块林木杂草丛生的空地。最终到达一处安全检查站时，我感觉自己像闯入了某个禁地。检查站的另一边是调度场和数百个堆放了三四层、如货车大小的橙色集装箱。一位认真执勤的警卫走出岗哨亭。我摇下车窗。

    “有事吗，女士？”他用军人特有的刻板语气问道。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回答。

    “你找哪一位？”

    “我来看看那位死者，”我解释说，“我是法医。”

    我向他出示证件，他接过去端详了片刻。我感觉他不明白法医是什么，也不准备问。

    “原来你是首席，”他把黑色旧钱包递还给我，“哪种首席？”

    “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说，“警方正在等我。”

    他回到岗哨亭打电话，我则逐渐失去了耐心。每次因公进入某个安检区域时，我总得经历这类事情。我原本以为原因在于我的性别，早年间也许这的确是部分因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此。而如今，我相信暴力、犯罪和法律的威胁才是真正原因。那位警卫记下我的车型和车牌号，让我在登记板上签名，然后给了我一张来访通行证。但我没有佩戴。

    “看见那棵松树了吗？”他伸手指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