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士满警局队长彼得·马里诺和我相识已久，有时甚至心意相通。因此，正当我想联系他便接到了他的电话也就不足为奇。

    “你听起来怎么这么虚弱，”他对我说，“感冒了吗？”

    “没有，”我说，“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因为我正要打给你。”

    “哦，是吗？”

    听得出来他正在他的小卡车或警车里抽烟，因为那两辆车都备有无线电和对讲机，忙碌的通话噪音不断传出。

    “你在哪里？”我问他。

    “四处巡逻，听对讲机，”他说，似乎忙得十分充实，“算着还有多少日子才能退休。生活很美妙，对吧？除了幸福的青鸟什么都不缺。”

    他尖锐的嘲讽足以割裂纸张。

    “我猜你应该已经听说他们在里士满港发现腐尸的事了，”他接着说，“据说有很多人在那里四处闲逛。真庆幸那不是我的案子。”

    我脑中一片混沌，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这时电话插拨铃声响起。我把无绳电话换到另一侧，一边走进书房，拉出书桌旁的椅子。

    “什么腐尸？”我问，“马里诺，等一等，”插拨铃声又响了，“让我看看是谁。别挂电话。”我按下等候键。

    “喂，斯卡佩塔。”我说。

    “我是杰克。”是我的副手，杰克·费尔丁。“他们在里士满港的一个集装箱里发现一具尸体，腐烂得很厉害。”

    “马里诺正要告诉我。”

    “你听起来像得了感冒。我好像也被传染了。查克说他要晚点来，因为他也不太舒服。他是这么说的。”

    “那个集装箱刚从船上卸下吗？”我打断他。

    “‘天狼星号’，和那颗恒星的名字一样。情况肯定十分诡异。你希望我怎么处理？”

    我在便笺上飞快地记着，字迹比平时更为潦草，神经系统如出了故障的硬盘般失去控制。

    “我过去。”我毫不犹豫地说，尽管本顿的话语还在脑中回旋。

    我得摆脱忧伤重新上路，也许这次可以恢复得更快。

    “你不需要这么做，斯卡佩塔医生。”费尔丁态度忽然强硬起来，“让我去吧。你今天本应休假的。”

    “到了那里后我该找谁？”我问，不希望他继续刚才的话题。

    几个月来，费尔丁一直在劝我休假，到外地休息一两周，甚至休个长假。可我已经厌倦了大家担忧的目光。本顿的死影响了我的工作表现，令我与同事友人的关系变得疏离，甚至使我的脾气变得乖戾，这种种暗示令我生气。

    “是安德森警探通知我们的。她正在现场。”费尔丁说。

    “谁？”

    “大概是新人。说真的，斯卡佩塔医生，交给我吧。你何不待在家里好好休息呢？”

    我忽然想起马里诺还在线等着，赶紧按键想告诉他我结束和办公室的通话后会尽快回电给他。可他已经挂机了。

    “告诉我怎么走？”我对副手说。

    “我猜你大概不准备接受我的建议了。”

    “从我的住处开上市中心快速道路，然后呢？”

    费尔丁给了我具体路线。我挂断电话，捏着本顿的信匆匆走进卧室。我不能把它随便地放在抽屉或档案柜里，以免遗失或让清洁工发现，同时又不想放在某个会让自己无意中看见、再度勾起悲伤的地方。我望着那个浅黄色的硬纸信封，望着本顿用谦和、慎重的笔触写下的“凯”，思绪狂飞乱舞，心脏怦怦直跳，肾上腺素在血液里尖叫着奔流。

    最后我发现了衣橱里那只小小的防火保险箱，仓皇间却想不起当初把密码藏在了什么地方。

    “简直疯了！”我绝望地喊道。

    密码夹在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