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露西送他的弗吉尼亚大学运动衫，深蓝底色上印着橙色的字，穿了几年早已退色软塌，过短的袖子干脆被他剪掉了。我很喜欢他这个模样，穿着旧运动衫，满头银发，五官干练，目光锐利深邃，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手略微弯曲。他的手指如钢琴家的一般纤长，说话时总会做出丰富的手势，抚摸我时总是无比温柔，当然这种时候愈来愈少。我毫无保留地向安娜倾吐这些，仿佛这个逝去一年多的男人还活在某个地方。

    “你觉得他有什么秘密没告诉你吗？”安娜问，“你在他眼里看见什么秘密了吗？”

    “哦，多数是工作上的。”我声音颤抖，呼吸艰难，“很多事情他习惯独自承受，例如对某些案子的洞察，某些残忍到不忍让他人知道的细节。”

    “连你也一样？还有什么残忍的事情是你没见过的？”

    “受害者的痛楚，”我轻声说，“我不需要目睹他们的恐惧，听他们的惨叫。”

    “可你也能重建犯案过程。”

    “不一样，完全是两回事。本顿接触到的很多罪犯喜欢把残虐受害者的过程拍照、录音，甚至拍成影片。本顿必须看那些图像，听那些声音，这我一直都知道。有时他回家时脸色非常难看，用餐时话不多，吃得也不多，喝酒还特别凶。”

    “可是他不会告诉你——”

    “绝对不会，”我感伤地打断她，“不会。那是他的禁地，没人可以闯入。我曾经在圣路易的一所死亡研究学院教书，那还是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尚未移居此地，任职迈阿密的代理首席法医。我开了一门关于溺水的课程，下定决心全心投入为期一周的教学。有天下午，一位法医心理学教授在性犯罪解析课上放了一些真实受害者的幻灯片。一个女人被绑在椅子上，凶手用绳索紧箍住一边乳房，用针刺进乳头。我永远忘不了她的那双眼睛，就像地狱里的两潭黑水，嘴巴则大张着尖叫着。我还看了一些录像，”我平淡地往下说，“一个女人被诱拐、捆绑、凌虐，最后被枪指着脑袋。她一直呜咽着喊她母亲，不停哀求、哭泣。那是在地下室吧，影像很暗很模糊。枪声砰地响起，然后一片死寂。”

    安娜一言不发，炉火噼啪作响。

    “当时屋内大约有六十名警察，我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加上一句。

    “而受害者又都是女性，你一定更痛苦。”安娜说。

    我想起当时某些男人的态度，难抑胸中怒火。“有些人觉得性虐杀的镜头很刺激，”我说，“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感觉到。有些犯罪心理分析员也一样，包括本顿小组里的某些成员。他们喜欢叙述泰德·邦迪从背后奸杀女性的情节：受害者眼珠鼓出，舌头外吐，他则在受害者死亡的瞬间达到高潮。本顿的同事似乎乐于描述这类场景。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我目光如刺地逼视着她，“看着照片或录像里的尸体，看着他人受折磨、被残杀、惊恐之至，同时又发现周遭的人在暗自享受，甚至觉得很受挑逗？”

    “你认为本顿也这样吗？”安娜问。

    “他没有。他时常得看这些东西，每周一次甚至几次。挑逗？门儿都没有。他得听那些惨叫，”我开始兜圈子，“得听他们哭喊求饶。那些可怜的人不知道。就算知道，还是会忍不住尖叫。”

    “不知道？那些可怜的人不知道什么？”

    “哭喊只会让凶手更兴奋，哀求、恐惧也一样。”我说。

    “你觉得本顿被绑架，然后被带到那间阴暗的小杂货店后，有没有哭泣哀求？”安娜就快得分了。

    “我看过验尸报告，”我躲回安全的专业领域，“基本上反映不出他死亡前的情形。他的遗体被严重焚毁，大部分组织都被烧焦，可供观察的不多，例如看不出他被割喉时是否还有血压。”

    “他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