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在安娜的诊所就诊过，从未接受过心理治疗，但这并不表示我没有这种需要。恰当的心理咨询对任何人都有益处，只是我太注重隐私，不轻易向人交心。世上没有所谓的“绝对职业道德”。我是个医生，也了解别的医生。做医生的总难免彼此交换意见，和亲友说长道短，他们向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发誓绝不泄漏病人隐私，转身却到处散布秘密。安娜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近午的天空灰暗如薄暮，玫瑰色的墙壁映着炉火，整个客厅透着说不出的温暖舒适。安娜已然为我布置好诉说心事的舞台，我忽然忸怩起来。我拿起火钳，她则拉了把矮凳，两脚往上一搁，然后注视着我，有如一只盘旋在老巢上方的巨鸟。

    “如果你继续沉默，恐怕永远无法渡过这难关。”她坦率得近乎残忍。

    悲伤涌上喉头，我用力吞咽。

    “你真的遭受了创伤，”安娜又说，“你不是铁打的，凯。即使再坚强，也无法若无其事地照旧过日子。本顿死后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你都没回应。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谈。”

    我再也无处躲藏，泪水滚落脸颊，血一般滴在腿上。

    “我经常对那些不愿面对自己问题的人说，清算之日迟早都会来临。”安娜身体前倾，吐出的话直刺我的内心。“你的清算之日就是今天。”她盯着我，用手指了指，说，“你该吐露真话了，凯·斯卡佩塔。”

    我两眼朦胧，低头望着膝盖，宽松的裤子早已泪湿。我呆想着那些泪滴该是正圆形，因为它们是垂直滴落的。“我永远摆脱不了。”我绝望地低声说。“摆脱什么？”安娜对我的话产生了兴趣。

    “工作。任何事都会让我联想到我的工作，那些我一向很少谈论。”

    “我要你现在就说出来。”

    “很蠢。”

    她等着，这位耐心的渔人知道我就快上钩。我告诉安娜一些让我自觉难堪甚至荒谬的事例。我从来不喝加冰块的番茄汁、蔬果汁或血腥玛丽，因为冰块融化的情形很像血液凝固时形成血清的样子。我上医学院以后就不再吃动物内脏，任何一种都别想上我的餐盘。记得有一次在希尔顿海德岛，我和本顿清晨到海边散步，退潮后的沙滩上出现一条条褶皱似的灰色波纹，像极了胃袋的内壁。我的思绪飞驰，多年前的一趟法国之旅首次在记忆中苏醒。那是我和本顿难得的假期，我们真正暂别工作，尽情参观了勃艮第区，在杜鲁安和杜加特老酒厂的广阔葡萄庄园里流连，进酒窖品尝了香贝坦、蒙塔谢、蜜思妮和沃恩·罗曼尼等名酒。“我依然记得那股莫名的感动，”我和安娜分享着封存已久的记忆，“早春的阳光洒下来，在山坡上扭曲的冬季葡萄残株上流动。藤蔓都向一个方向伸展，奉献出最美的精华。我们鲜少注意它们的特质，也不常费神去体会好酒在舌尖奏出的微妙协奏曲。”我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安娜静静等着我继续。“这就像大家只会关注我的案子，”我说，“只问我丑恶的事，其实我是多面的。可我不是那种随到随演的廉价恐怖电影。”

    “你觉得孤单，”安娜柔声说，“觉得不被理解，或许就像那些案件的遇害人一样被剥夺了人性。”

    我没有回应，只是继续打比喻，讲述着那几周和本顿搭火车游遍法国，最终抵达波尔多，愈往南屋顶愈红艳。初春的树梢上冒出点点嫩绿，闪烁如梦。所有大川小河奔流向海洋，一如人体所有血管均始于心脏也终于心脏。“大自然的和谐实在令人惊叹，大小溪流的分布仿佛人体的循环系统，而岩石则如衰老疏松的骨头，”我说，“至于大脑，最初平滑的皮层日渐卷曲出现沟裂，就像山脉历经千年终于成形。我们都受制于同样的物理法则，但又并非绝对。拿大脑来说吧，就不像表面那样简单，乍看之下它并不比一朵蘑菇精致。”

    安娜点着头，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