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琳小姐不肯被留在后头，而我们又认为邓乐维的出席同样必要，我正视现况，闯进雷斯里·塔维史托克办公室，最好是由勇敢三人组来分工合作。我们在星期五会面，编出一套应急用的故事，然后订好第二天晚上十一点，是我们夜间冒险事业的起始时间。

    那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过一刻的时候，我往南走到远至牛津街的地方，然后招来一辆出租马车，因为空气变得干净许多，最后几丝雾气缠绕在车窗边，就像孩子的玩具缎带一样充满玩兴，诱惑着看不见面孔的路人踏进夜色更深的地方。我们借道干草市场驶近史全德街，然后我从出租马车上下来，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我转向一条小道，走下一个小酒吧的台阶，然后向若克琳小姐与邓乐维先生打招呼，他们占据了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照我看来，点亮那张桌子的油灯从来没清理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史蒂芬·邓乐维这么宣布，在我们举起酒杯的时候，他留八字胡的嘴边挂着一个微笑，“敬阿利斯特·哈定，一位怀恨在心，却又精力十足、充满热情的人。”

    “若克琳小姐，你带了那个袋子吗？”我问道。

    她用她的靴子尖端踢踢某个小小的粗麻布包。

    “既然如此，咱们上路吧。若克琳小姐，我们会在十分钟后跟你会合。”

    留下坐在桌旁那一抹灯光下的若克琳小姐，邓乐维和我大步走过史全德街上最后一栋庄严的建筑物，穿过一度屹立着一座石砌大拱门的圣殿闩分界，然后就此进入舰队街，英国报业吵闹刺耳的核心。在星期六这么晚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平静，而且路人整体的动向似乎是要离开，而非进入。

    邓乐维走近舰队街一七四号的前门，冷硬的黑体字宣布这里是《伦敦纪事报》的家，接着他就把哈定先生的钥匙插进锁孔里。几秒钟后，我们就进了前厅，邓乐维从他宽松的外套里拿出一支遮光提灯。

    “我没看到有人在的迹象。”他小心谨慎地用无声的口形说道。

    “我们到了楼上，就可以确定这一点了。”

    踩着费心维持的无声步伐，我们推进到前往二楼的楼梯上，在这里除了我们自己的提灯灯光以外，我们没看到其他的光线。我知道该往哪走，在通过公共空间以后，我们直接走向第二办公室，这里只有单独一个锁来保护。我从我的口袋里抽出钥匙，然后打开了那道门。

    邓乐维完全打开那支遮光提灯的孔眼，顿时这个房间就充满了亮光。桌子到处都是纸张，书架上放了档案夹，还有一些打开来放在参考用的书本上。我们开始翻阅那些四散的文件书籍，并小心地维持它们的摆放顺序，免得我们这趟夜访的真正目的被看破。有好几分钟，我们读遍所能拿到的每一张纸，这时邓乐维低低吹了声口哨，引起我的注意。

    “哈罗！这里有某样东西。”

    我抛下我自己拿的那一页杂乱无章的涂鸦，转去看邓乐维拿到的那张纸，上面写着：

    从福尔摩斯负伤以后就没别的谋杀案了，这不太可能是纯属巧合。

    在过往的案件中，他表达过对警方的轻蔑。

    然后，在这一页的底部有着潦草的字迹：

    “老天爷啊，华生医师，我从没料到他还在炮制更多像这样的垃圾。”

    “我承认我就怕会这样，但这一份比其他文章加起来都更丑恶。”

    “不过你看看，这一页不可能是塔维史托克写的。笔迹不一样。”我听见外门的吱嘎响声从楼下传来。

    “那些是什么样的文件？”我问道。

    “这是一篇文章的开头，而这里是一封信，上面有塔维史托克的签名，还没寄出。这些文件是用同样笔迹写的，就跟桌子里大部分的档案一样。关于福尔摩斯先生的字条，一定是来自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