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着凌乱、情绪狂暴的基德尼对福尔摩斯挥出一拳，但我朋友敏捷地闪向一边，轻松躲过这一击。我冲过去制住基德尼的手臂，警员也走了过来，他的警棍就指着那恶棍的鼻子下方。

    “你再多吭一声，”警员说道，“我就让你亲娘都认不出你。现在跟我们走，记住！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有权随意处置你。”

    我们把这个不断挣扎的粗汉夹在中间，拖着他到街道上。算我们好运，有第二名警员正在这里巡逻。我把基德尼交给这些能手，然后回到原地，福尔摩斯还站在草地上，若有所思地调整着他的吊带，画着小圈圈转动着他的手臂。

    “那位警员看起来脾气不小。”我这么评论。

    “不会比基德尼还大，”福尔摩斯挖苦着回答，“还好他没有认真要跟我较量。他会受伤的。”

    “你就算受了伤也还是个可怕的对手，而我很乐意指出，随着时间过去，你就愈来愈不像有伤在身的样子。可是福尔摩斯，我必须知道，你找到你期待中的东西了吗？”

    我们走回外面马路上的时候，他让步了：“我想，在这样讨厌的潮湿天气里把你拖出门，是该给你某种程度的解释。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跟麦可·基德尼有一样的想法。这些谋杀案——它们过度张扬，又以获得报导为乐——是用人能想像到最明目张胆的方式犯下的。但是还有什么能比受害者的葬礼更张扬的呢？”

    “当然了，开膛手要是现身就太蠢了。”

    “我不认为他会，可是他信里有一股虚荣的味道，让我产生一丝希望。或许他变得愈来愈有自信，但很快就会吹嘘过头，把自己逼进死角，”我的朋友这么预测，“我只希望他在又有人被杀以前就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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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从俱乐部玩罢一局撞球回来时，在我们家客厅撞见一幕奇异的景象：福尔摩斯摊在长沙发里，两脚搭在椅子扶手上，头部用几个枕头撑着，小提琴的琴颈塞在他的吊带里。他的左手撩拨出某种诡异、混乱的和弦，让我回想起他最为忧郁的阶段。我往卧房走去，因为他这类抽象的音乐作品会让我概为不安，而且我也不喜欢聆听这些用左手弹奏出来的旋律，但是他用一个问题拦住了我。

    “你朋友瑟司顿表现如何？”

    我转过身去，大惑不解地注视着福尔摩斯。“你怎么知道我是跟瑟司顿在一起？”

    他把小提琴放在边桌上，坐起身来。“你是从你的俱乐部回来。你八个月前有点难过地宣布，你以后不想在俱乐部里打撞球了，因为你的对手都敌不过你。你跟我只玩过一次，不过我发现你真的是相当有威胁性的对手。一个月后，你又从俱乐部回来，坦承说你玩撞球的时候被一个叫瑟司顿的新成员打败了。从那次的愉快经验以后，你既没有放弃打撞球，也没有再哀叹自己太过精通此道。”

    “但是你怎么知道我先前在玩撞球？”

    “你在家吃午餐，昨人又没有橄榄球赛可供你跟运动同好讨论。”

    “我这么容易看透吗？”

    “对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才是如此。”

    “我看，你这个下午都奉献给音乐了吧。”

    “看起来可能是这样，但事实上我出席了凯瑟琳·艾道斯的葬礼。我亲爱的伙伴，这是个相反状况的研究。如果我算得没错，这场葬礼将近五百人出席。闪亮的榆木棺材，有透明玻璃的运输车辆，吊唁者排列在街道两旁——移民、本地人、富人、穷人、东区人跟西区人，伦敦市警跟大都会区警力都在，还有一位独立开业的顾问侦探。你看看，一点钱能给你带来多少东西。”

    我几乎还没开口回答，就有一阵唐突的敲门声打断了我，哈德逊太太带着一个小包裹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