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两室公寓时，几乎已经过了午夜。

    电话答录机的灯在疯狂地闪烁，显示有十几条信息。她好奇地按下回放键，然后继续走向小厨房。录音的第一句话就让她停住了脚步：“菲奥娜？我是爸爸。回来以后马上给我打电话。”不是内容，而是说话的语调。她父亲的声音通常都是自信有力的，但此时却几乎成了哽咽，完全不见了平时的风采。

    一声“嘟”之后，是下一条信息：“菲奥娜，还是爸爸。我不管你回来多晚，收到这条信息后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这次，说到句尾时他已泣不成声。

    她早已转身，走向电话。一声“嘟”之后，还是他父亲的声音：“菲奥娜，我必须跟你谈谈。我不会等到早上。”她所有的本能都告诉有坏消息。最坏的那种。一定是她的母亲。心脏病发作？中风？车祸？

    菲奥娜抓起电话，输入熟悉的号码。几乎一按完，电话就接通了。一个陌生的声音说：“喂？哪位？”

    “我是菲奥娜·卡梅伦。你是谁？”

    “请稍等一下，我去找你父亲。”她听到了小声的交谈，然后是咔嗒声，最后出现了父亲那如陌生人一般的嗓音。

    “菲奥娜。”他含含糊糊地说，然后就开始抽泣。

    “爸爸，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妈妈出什么事了？”菲奥娜所有的专业安抚技巧都在父亲的眼泪前消失了。

    “不，不是。是莱斯利。她……莱斯利被……”他强迫自己稳住凌乱的呼吸。她听到一声深沉、猛烈的吸气声。“莱斯利死了。”

    菲奥娜不知道他之后说了什么。她感到自己与周遭之间筑起了一座巨墙，父亲的声音在她的耳鸣中成了遥远的回声。自己妹妹死了。这不可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但是没有错。莱斯利，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大三学生，在回宿舍的路上被强奸后勒死了。没有人因为这起犯罪被起诉。警方相信凶手在之前的一年半里还强奸了另外两名学生，但他们没有关键线索，只有一对来自大众品牌运动鞋的脚印，一段模糊到城里一半成年男性都可以符合的侧写。即使他们当时有DNA分析技术，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为他用了安全套。所有的袭击都发生在冬季，女人们都戴着手套，所以没有人抓伤过袭击者。

    在莱斯利死后的半年内，菲奥娜仿佛徘徊在一场噩梦中，她仿佛随时都在强迫自己醒过来，然后发现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莱斯利还活着；她母亲没有失落得自杀；她父亲没有酗酒过度，不停地给议员、媒体和警方写信，抱怨没有抓住凶手；而她也没有说服莱斯利独自去圣安德鲁斯。

    后来有一天，她去听了一个来自加拿大的访问学者的讲座。他谈到了犯罪分析这门年轻的学科，谈到了如何将它运用到犯罪调查中。她的脑中仿佛忽然有一盏灯被点亮了。心中的硬茧褪去，伴随着尖锐的疼痛，菲奥娜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

    演讲厅里的这一个小时使她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救不了莱斯利，甚至都没法抓住杀死莱斯利的凶手。但菲奥娜知道，有一天她会通过拯救他人来救赎自己。

    有希望就足够了，至少大部分情况下是如此。但现在凶杀案再一次间接地影响了她的人生。当她把基特搂在怀里，力不从心地安慰他时，所有这些思绪都在她脑中激荡。

    在漫长的沉默后，基特终于松开了她。“抱歉，我刚才像个娘娘腔，”他说，“他又不是我的密友。”

    “你没有像个娘娘腔，你认识他，你欣赏他，你尊敬他的作品。得知他已经不在了，你当然会震惊。”

    基特站起来打开台灯：“这种时候想象力丰富就是一种诅咒。我一直在想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他当时有多害怕。”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我必须去做点事情让自己分心。你介不介意我们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