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默不作声。木匠拿了工具过去，将窗下的几根横木全部卸下，将那扇窗临时改成了大门——在做这项繁琐工作的漫长时间里，大家都没怎么说话。显然，大家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这时候最后一位猎手说话了，是个女人。老猎手悄声告诉我，说她只会打鸟。她宣称自己没有杀这头熊，但同时表示：“猎狐犬”也不可能杀这头熊——他这两天的埋伏地并非在这附近，而是在离这里数小时步程的那片灌木茂盛的林子里：她说她28号那天恰好在那里打鸟，看到他在那里埋伏。并且，她还表示那里有他新铺的草堆，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

    由于性格内向，我那时还并不能够很流畅地用第二故乡的语言和人对话，写倒是毫无问题，但不顶用——她在这个城市算是个哑巴，因为她只懂得说那死气沉沉的islenska（作者注：即冰岛语，是北日尔曼语支中少有的、数千年来没有太大改变的语言）。我会迷上她，大概是因为她对我十分和蔼友善，穿着虽然朴实无华，但总是很得体：很多时候我觉得她很像我的母亲——至少是感觉上。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不怀好意者给我贴上“第二恋母情结”的标签，说我从小缺乏母性关怀：我的回答是“请随意”——因为暗恋无需理由。她是管家雇来的保姆，负责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当时我靠变卖祖父遗产得来的那一大笔钱，在市中心买了一些公寓出租。我则住在一个独门独户的、不怎么大的两层别墅里，管家就是祖父的公文秘书——再次强调：他是个十分精明的人。投资房产，靠收租支撑生活就是他的主意。我当时十分倚仗他。

    塑封的蜡烛少了两条——有可能是前天晚上，那位猎熊者在这里用掉了，因为装火柴的铁盒也被打开了一只。

    但我心中还存着一个疑问：或许只是样书漏印了内容，我之前那对出版社的猜度只是险恶的误解，他们为了不影响同我的合作，在我以威胁撕毁合同的激烈方式提出抗议之后，临时为四十万本书加印了一本标题为“附赠第16节，仅推荐男性读者阅读”的小册子，并且连夜雇人插进每一本印好的书中；又或者，我收到的样书和他们的论调，都只是一个无事生非的玩笑而已——就像测试男人们底线的女人那不负责任的谎言——在2月28号一大早摆上书店货架的书其实都是一字未改。这样一来，如果旧出版社里某些深知我习惯的朋友不慎暴露了我的行踪，或者是有人对我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就不能排除存在那种狂热的读者，想要用极端的方式来和自己喜欢的作家产生互动：不是有一个作家因此而断腿的例子（注：指《Misery》这本书）么？

    在来小屋的路上时，我已经向他提过‘射杀棕熊的不可能’——他当然知道此刻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了，为了帮助遗忘，我得先暂停这些无谓的牢骚：我猜这次删节的真正理由，是为了迎合女性读者——为了证明这点，我会将一份原稿第16节的打印件附在这篇日记的最后面：这样，我在哪天翻开这本日记时，就会记得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催促他们出版一个完整版本——那时候他们多半又会将这可怜的弃儿捧到天上，用它来吸引那些实际上从不阅读文字的父权制拥护者们：这很有趣，只要有必要，那帮家伙能够将一本书的稿子拆成10次出版，并且每次都能够根据版本间的差异挖掘出不同的噱头来。

    法国女人的方式是跳楼。但可惜，为了减少在空中时的临死恐惧，她只爬到四楼就往下跳了。她没死，但成了白痴——这当然不比她原来的智商好多少，只是可惜了她那封据理力争的遗书：她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反而竭尽全力地举出一些我压根没听过的名字，用各种想得出的方式，试图证明她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去城里那天根本就没带猎枪，我的老婆孩子可以作证。”，憨厚的老猎人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