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突然出现的新证据是什么？”

    “吉尔·佩雷斯。”

    “他怎么啦？”

    “他那天晚上没死，这个星期才死。”

    椅子猛地向前落下：“请再说一遍？”

    我向他讲了马诺洛·圣地亚哥就是吉尔·佩雷斯的事。我也许应该说，他看上去好像不相信。但这话听上去好像比现实对我更有利。现实是，贝德福德特工盯着我，仿佛我在试图让他相信复活节兔子是真的一样。

    我说完之后，他说：“我还是直说吧。”女服务员端着我们的咖啡回来了。贝德福德没接着说。他小心地把杯子端到嘴边，设法不让杯沿碰到他的胡子：“佩雷斯的父母否认那是他。曼哈顿警方不相信那是他。而你却说——”

    “是他。”

    贝德福德哧咏笑起来：“我想，你已经占用了我足够多的时间，科普兰先生。”

    他放下咖啡，准备起身向火车座外面走。

    “我知道是他。我迟早会证明这点的。”

    贝德福德不动了。“告诉你吧，”他说，“我们就来玩你的游戏。就算那的确是吉尔·佩雷斯，就算他那天晚上没死。”

    “好。”

    “这也不能减轻韦恩·斯托本的罪行。根本不可能。有许多人”——他死死盯着我——“都相信斯托本第一次作案时有帮凶。你自己也问过他为什么能制伏那么多人。嗯，如果他们是两个人，只有三个被害者，那就容易多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那你现在认为佩雷斯可能是帮凶？”

    “不。天哪，我甚至不相信他那天晚上没死。我只是在假设。假设曼哈顿停尸房里那具尸体的确是吉尔·佩雷斯的。”

    我往自己咖啡中加了一包蔗糖素和一些牛奶。“你熟悉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吗？”我问。

    “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人？”

    “正是。夏洛克的格言之一好像是这样说的：‘得出数据之前便进行推论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你会歪曲事实，以便让它们适应推论，而不是让推论去适应事实。’”

    “科普兰先生，你开始磨炼我的耐心了。”

    “我已经给你一个新事实。你没有认真去回想发生过的事，而是立即找到了一个歪曲事实，并使之去适应你的推论的方法。”

    他只是盯着我。我不怪他。我的确有些过分，但我需要这样。

    “你知道任何与韦恩·斯托本的过去有关的事吗？”他问。

    “知道一些。”

    “他与这类人的形象剖析完全吻合。”

    “形象剖析不是证据。”我说。

    “但有帮助。比如，你知道斯托本十几岁的时候他邻居家的动物失踪的事吗？”

    “真的？嗯，这些都是我需要的证据。”

    “需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吗？”

    “请。”

    “我们有个这方面的证人。一个叫查理·卡迪森的男孩。他那时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被吓坏了。韦恩·斯托本十六岁时，活埋了一条白狗。什么品种呢？好像是法国……”

    “卷毛比雄犬。”

    “对。他把那条狗一直埋到脖子处，只有脑袋留在外面。可怜的小东西一动也不能动。”

    “太恶心了。”

    “还有更恶心的呢。”

    他又非常讲究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等着。他把咖啡放下，用餐巾纸轻轻擦擦嘴。

    “你这个营地老伙计把狗狗的尸体埋了之后，还跑到这个叫卡迪森的小孩子家去，小孩家有那种坐在上面操作的割草机。他要求借割草机……”

    他不说了，看着我，点了点头。

    “呃。”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