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之夭夭，因为他准会想揍你一顿。”

    他最后这句话惹得我哈哈大笑。“我想说，”杜邦讲了下去，“如果那位大臣只是个数学家，总监就没有必要给我签这张支票了。不过，我知道那大臣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于是我就针对他的思路和环境选定了我的措施。我与作为宫廷大臣的他是认识的，对作为大胆的阴谋家的他也是了解的。我考虑到这样的人不可能不想到通常警察会使用的手段，也不可能不估计到会被人拦路打劫——事实证明他确实猜准了。我考虑，他一定会预见到对自己的府第的搜查。对他的常常彻夜不归，总监认为是成全了他的成功，我却认为那是大臣的计谋，他是在给警察机会，让他们彻底搜查，以便及早给戈总监那封信不在他府第里的印象。事实上他终于造成了那印象。我还感觉到，那位大臣必定知道搜查物品的警察行动的整个思路（我刚才费了很大的劲为你详细介绍的那个死板的原则），这必然会迫使他避开平常的隐藏角落。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平庸，看不出在警察总监的眼睛、探针、钻子、放大镜之下，他那府第的最复杂、最偏远的角落也都跟最平常的地方一样公开。总而言之，我看出他无可奈何，必须寻找一条简单的路。也许你还记得，第一次跟总监谈话时我曾提出，正因为那秘密那么一目了然，所以才弄得他蒙头转向，那时总监笑得多么无可奈何。”

    “记得，”我说，“他那笑我记得很清楚。我还真担心他会笑得痉挛了呢。”

    “物质世界里有许多东西，”杜邦继续说，“跟非物质世界极其相似，因此才给修辞的教条染上了真理的色彩，才让暗喻或明喻起到了强化论点、使描绘生辉的作用。例如，惰性原理在物理学里跟在形而上学里就似乎相似。在物质世界里，大的物体要比小的物体难于推动，造成的冲量也跟推动时的难度成正比。在非物质世界里也一样，强大的智力比次等智力更强大、更稳定，运动时的作用也更大，而推动开头的几步也同样更吃力、更为难，充满了矛盾。再者，你注意到没有，街头店铺里的招牌，最引人注意的是大的还是小的？”

    “这我倒还没有想过。”我说。

    “有一种锻炼脑筋的游戏，”他接着说，“是在地图上面玩的。提问的一方让对方找一个规定的字——市镇、河流、国家或是王国的名字，总之是在地图上各式各样的、复杂多变的字体里去找。玩这游戏的生手一般是找最小的字去难为对手，但是行家选择的却是，比如，横跨全图的大字。这些字正如街面上字体太大的招牌或横额，正因其过分明显，反倒被人忽略了。在这儿，物质上的过于巨大正好跟道德上的满不在乎近似。智力因此而轻易放过了太显山露水、太一目了然的东西。但是看来这个道理却似乎超越了或是够不上警察总监的理解水平，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那大臣八成有可能，甚至有几分可能，把那信放到所有的人的鼻子底下，而又巧妙地阻止他们看见。

    “我考虑了德大臣的大胆、冒险和洞察世态的头脑；考虑到他如果打算有利地使用那文件，就必须把它随时留在手里；还考虑到警察总监所获得的决定性的证据：那信并没有藏在他一般的搜查范围之内。我越是那样考虑，就越是满足于一个念头：为了藏好这封信，那大臣使用了富于心计的、聪明智巧的手段：根本没有打算隐藏。

    “我脑子里满是这类想法，便给自己准备了一副绿色眼镜，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很偶然地闯进那大臣的府第去拜访他。我发现他在家，跟平时一样打着呵欠消磨时间，装作厌烦得要命的样子。他说不定是现在活着的人里真正最精力充沛的人——可那只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的状态。

    “为了表示跟他同病相怜，我诉苦说自己视力不行了，非戴眼镜不可了。我在眼镜掩护之下装做一心一意跟主人闲聊，却细致全面地检查了那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