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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注意了那张大的写字台（他就坐在它旁边）。那上面乱七八糟放满了书信之类的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我在桌上仔细搜寻了许久，却没有发现任何能引起怀疑的东西。

    “我放眼扫视房间，目光最终落到了一个金丝盘绕的俗气的纸板卡片架上。那是用一根肮脏的蓝色丝带挂在壁炉架正中一个小铜把手上的。卡片架分成三或四层，里面放了几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那信很脏很皱，几乎从正中撕成了两半——好像最初认为它没有价值，准备撕掉，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或是受到了阻拦似的。信上有一个巨大的黑色火漆封印，带着明显的‘德’字，是用女性的细小字迹写给德大臣本人的，这信被很随便地，甚至仿佛很轻蔑地塞进了架子上层的一个格子里。

    “我一瞥见那信就得出结论：我想找的东西就是它，虽然它跟警察总监为我们念过详细描写的东西有极不相同的外表。这信的封印大而且黑，带有‘德’的字样，而那封信的封印则小而且红，带有S家族的公爵族徽。这封信是写给大臣的，信封上的字迹娟秀而细小，而那封信是写给某位皇室人物的，字体粗劲豪放得惹眼，两者相同之点只在尺寸。但是这灰尘，这鲜明得过了分的差异、信纸的肮脏与破烂，跟德大臣井井有条的实际习惯太不一致，太容易令人想到是故意用以掩人耳目，让别人认为它毫无价值的。这一切，再加上文件放在过分抢眼的、能落进每个客人眼里的地点，都跟我以前的结论丝丝入扣地吻合。这一切，我说，强烈地证实了一个心怀疑窦的人的判断。

    “我尽量拖延我的拜访时间，坚持跟大臣热烈地讨论着一个话题——我知道那话题从来不会引不起他的兴趣和激动。谈时我真正的注意力却集中在那封信上。我审视着它，记住了它的外形和在卡片架上的放法，最后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发现消除了我心里可能出现的一切细微的怀疑。我在审视那信的边缘时注意到：它似乎经过不必要的折叠，带有破损，就像一张折叠后进过文件夹、却又给翻了过来、按原来的折痕重新叠过的硬纸。这个发现已经够了。我清楚地看出，那信曾被自内向外像手套一样翻转过来，重新写了地址，盖了封印。我跟大臣道了别，立即走掉，在桌上留下了一个金质鼻烟盒。

    “第二天早上我去取鼻烟盒，又跟大臣热烈地继续前一天的谈话，我们正谈着，窗户正下方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仿佛是步枪声，随后便是一连串可怕的尖叫声，外面人声喧哗。德大臣急忙冲到窗前，推开窗户往外看，我便趁此时刻跨到卡片架旁，取出那信，放进口袋，迅速用一个外表相同的复制品取代了它——复制品是我在自己住处精心准备的，模仿了德大臣的笔迹，用干面包刻了封印盖上。

    “大街上的喧哗是有个人的疯狂行为造成的，他在街上的妇女儿童中开了一枪，不过枪里没有子弹，那人被看作疯子或酒鬼放掉了。那人一走，德大臣就离开窗户走了回来。我取到了眼前的东西也跟着去了窗前。随后我就和他告别。那假装的疯子是我雇的。”

    “可你干吗要用复制品代替那信呢？”我问，“如果在第一次见面时你就公然取了那信走掉，岂不更好？”

    “德大臣可是个敢于铤而走险的人，他胆大包天，”杜邦回答，“他的府第又不是没有忠实于他的利益的保卫人员。我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冒昧胡来，就可能无法活着离开大臣的家了，而巴黎城的善良人就再也听不到我的消息了。但是，除了这想法，我还有别的意图。我的政治倾向你是知道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那位女士的同党。那大臣要挟她已经有十八个月，现在她却控制了他，因为他还跟从前一样在讹诈着她，并没有意识到那信已不在自己手里。这样，他将无可避免地把自己推向政治毁灭。他倒台时所遭遇的将是突然多于难堪。所谓‘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