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层面之上的东西摸索道路的。像这类案子，应当问的问题与其说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倒不如说是‘出现了什么以前不曾出现过的情况’。在调查莱斯潘娜叶太太的房间时，戈总监的部下被那不平常的情况弄昏了头，失去了信心。不平常是运用得体的智慧取得成功把握的预兆，而这种智慧却有可能被‘香水姑娘’案这满眼平常的特点掷入绝望，但是那情况告诉总监的办案人员的却只是轻易的胜利。

    “莱斯潘娜叶太太和她的女儿的那桩案子从调查开始就认定是凶杀无疑，排除了自杀。在这儿我们也一开始就排除了自杀的假定。尸体在鲁尔门发现时的状态使我们不必为自杀、他杀这个大问题为难。但是有人说发现的尸体不是玛丽·罗杰，为抓住那个（或那群）凶手悬出了赏格。为了凶手我们跟总监达成了一个协议。对这位先生我们俩是了解的，知道对他不能太相信。如果我们从尸体的发现出发追踪凶犯，却发现那尸体不是玛丽而是别人；或者，如果从假定玛丽活着出发而找到了并没有被杀害的她，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我们都会白费力气，因为跟我打交道的对象是戈总监先生。所以，如果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自己，我们的第一步就必须确认尸体是失踪的玛丽·罗杰。

    “对公众而言，《星星》的论点是有分量的。从那报纸谈这问题的一篇文章开头的话也可以看出它对自己分量的信心。‘今天有几份早报，’它说，‘谈起星期日的《星星》那篇结论性的文章。’可在我看来，这篇文章除了证明作者的热心有结论性之外，对什么都没有结论性。我们应该记住，报纸的目标更多的是制造轰动，搜罗话题，而不是促进真理。他们只在情况似乎与制造轰动效应合拍时才追求真理。一份报纸如果只与平常意见相同，是得不到公众拥护的，不管它的意见多么确凿有据，读者只把提出尖锐对立的意见的人看做是深沉的。案件的推理跟文学作品一样，能够最快速最普遍受到欣赏的是惊人之笔，可惊人之笔对文学和办案都是最没有好处的。

    “我想要说的是，《星星》所发明的玛丽·罗杰还活着的想法之所以受到群众青睐，与其说是因为它貌似可信，不如说是因为它是惊人之笔与浪漫喜剧的结合。为了避免这个杂志从开始就有的前后不一，我们得检验一下它的几个重要论点。

    “作者的第一个目的是表明从玛丽的失踪到浮尸的发现之间的时间之短，从而说明那尸体不可能是玛丽的。于是，把时间压缩到最短立刻成了推理人的目标。在匆忙追求这一目标时，他一起步就落入了一个假设：‘即使假定她已被杀害，要认定杀害的时间早到能让凶犯把尸体在半夜之前扔进河里，也是愚蠢的。’我们当然立即要问为什么。即使认为血案发生在姑娘离家后五分钟之内，能算愚蠢吗？认为凶杀发生在那天的某个时刻为什么就是愚蠢呢？凶杀案在任何时刻都发生过，而且，即使发生在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半夜前一刻钟之间的任何时候，也仍然有时间‘把尸体在半夜之前扔进河里’。看来，这个假设的确切意思其实是：凶杀案根本没有发生在星期天。如果我们连《星星》的这个假设也能承认，那就什么自由都可以给《星星》了。‘即使假定她已……’这一段，不管它发表在《星星》上时是什么样子，都可以想象它实际上就是那样在作者脑袋里存在的。

    “即使假定她已被杀害，要认定杀害的时间早到能让凶犯把尸体在半夜之前扔进河里，也是愚蠢的；我们倒可以说，既然做了这样的假设，同时又还假设（因为这个假设我们是做定了的）尸体不是在半夜之后扔到水里去的，那倒真是愚蠢。我们这话确实无足轻重，可也不像他报上那话那么强词夺理。”

    “如果我的目的，”杜邦继续说，“只是针对《星星》那段话证实自己的观点，我倒可以图个平安，不去理它。可我们的对象不是《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