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重要的消息进了警察厅，似乎至少推翻了《商业报》论点的主要部分。两个小男孩——德吕克太太的儿子——在鲁尔门附近的树林里游逛，偶然钻进一个稠密的灌木林。林子里有三四块大石头，构成了一个像座位一样的东西，有椅背，还有脚凳。较高那块石头上放了一条白裙子，第二块石头上搭了一条丝围巾。在那里还发现了一把阳伞、一双手套和一块手巾，手巾上有玛丽·罗杰的名字。周围的荆棘上还发现了衣服的破片。土地遭到过践踏，矮树丛受到过破坏，还有着挣扎的种种迹象。而且发现矮树林和河道之间的栏杆被拆开了，地面上有某种重物拖拽经过的痕迹。

    《太阳》周刊对这个线索表示了如下的意见，这意见反映了巴黎整个新闻界的共同情绪：

    这些东西在那里显然已至少有三四周，由于雨水的作用全都长了霉，变硬了，粘到了一起，周围长满了草，连东西上也长满了。阳伞的纤维原很结实，但里面的纤维已经粘住，可以翻过来折叠的上半部也长满了霉，腐烂了，一撑就破……矮树丛中从外衣上撕扯下来的布条大约三英寸宽六英寸长，曾缝补过。有一片布条来自裙子，不带镶边，看来像被扯下来挂在矮树丛上的，离地约一英尺高。……因此毫无疑问，这骇人听闻的暴行现场已经找到。

    随着这一发现，还出现了新的证据。德吕克太太作证说，她在鲁尔门对面离河边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路边酒店，附近人迹罕至，特别僻静，城里的流氓星期天常去，他们常常坐船过河。那个星期天下午三点左右，一位年轻姑娘由一位肤色黝黑的男青年陪同来到酒店，两人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离开时走了一条通向附近一个稠密的树林的路。那姑娘的衣服引起了德吕克太太的注意，因为它跟她一个去世的亲戚的一件很像。她还特别注意到了那姑娘的一条围巾。两个年轻人走后不久，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就来了，吵吵嚷嚷，吃了喝了却没有付账。他们也沿那姑娘和男青年的路走去了。快黄昏时这批人又回到酒店，过河走掉，似乎很匆忙。

    就在那天天黑后不久，德吕克太太和她大儿子听见酒店附近有女人尖叫，叫声很凄厉，但是很短促。德吕克太太不但认出了在树丛里发现的那条围巾，而且认出了在尸体上发现的衣服。现在还有个出租马车夫伐冷斯也出面作证，说他那星期天早上见过玛丽·罗杰由一个肤色黝黑的男青年陪同，在塞纳河的一个渡口过河。他——伐冷斯——认识玛丽，不可能认错。树丛里发现的东西也由玛丽的亲友确认无误。

    我像这样按杜邦的建议从报纸上搜集到的证据还只剩下一条了，但这一条的后果似乎颇有分量。似乎是，在上面描述的衣服被发现之后，随即在大家目前认作暴行现场的地点发现了玛丽的未婚夫欧斯塔什的身体，他死掉了，或差不多死掉了。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个带“鸦片酊”标签的小瓶子，空了。他的呼吸表明他服了毒，他没有说一句话就死掉了。在他身上找出了一封信，简短地说明了他对玛丽的爱情和自我毁灭的意图。

    “我几乎用不着告诉你，”杜邦读完我的笔记后说，“这案子比莫格路那案子要复杂得多。它跟那案子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它是桩平常的案子，虽然是个罪行残暴的例子。它没有特别反常的东西。你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平常，大家才都认为容易破案。可也正因为平常，我们倒应该认为很难破案。他们因此在开始时认为不用悬赏，认为戈总监的得力干将马上就可以查明这样的暴行可能是怎样进行的、为了什么。他们可以在想象里构思出一个或几个犯罪模式，一个或几个犯罪动机。因为这样多的模式和动机实际上不可能每一个都是，他们就认定理所当然会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最好把容易产生幻想而且认为这些幻想似乎可取看做难于破案而不是容易破案的表现。因此我曾经说过，理智在寻求真理时是靠突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