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短过挂钩弄紧过的，跟玛丽离家前不久的缩短方法一样。这时如果还要怀疑，那准是发了疯，或是想弄虚作假了。《星星》不把缩短的吊袜带看作例外，除了说明它坚持错误，不能说明别的。挂钩吊袜带的弹性本身就说明那缩短之反常。为自行调整而制造的东西是很少需要外力调整的。就最严格的意义而言，玛丽这吊袜带需要做那种调整，已经肯定是一种特例。只凭这吊袜带就可以强有力地证明尸体就是玛丽的。可那尸体并不是因为发现它有失踪姑娘的吊袜带或是鞋和帽子上的花、她的脚或手臂上的某个特别标志，或跟她一样的高矮胖瘦和外形轮廓而确认的，而是因为它每一条都是，全部都有。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证明《星星》编辑持怀疑态度，那就不必为他成立什么疯狂调查委员会了——他早就认定了做律师废话的应声虫才算精明，而律师们又大部分满足于做法庭那正经八百的劝世箴言的应声虫。我愿意在这儿指出，对智者来说，法庭不认可的证据有许多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法庭本身必须在有关证据的大原则（写成了书的、公认的大原则）的指导之下，而大原则是不肯为特例让路的。这种坚持不懈地遵守原则、对抵触原则的例外置若网闻的情况，肯定是个在任意长的时期里都能够达到最大真理的方式。就总体而言，这做法虽也符合原则，但它产生的个别错误肯定会数不胜数。

    “至于对波威的含沙射影的攻击，你是愿意立即撇开的。对这个好人的真诚性格，你已摸到了底。他是个无事忙，浪漫不少，头脑不多。像他这样性格的人，一旦真正激动起来，往往会引起过分敏感或别有用心的人的疑心。从你的笔记看来，波威先生曾多次接受《星星》编辑的采访，而且得罪了他，因为他曾向那编辑大胆指出：尽管那编辑持那种观点，按照清楚的事实来看，那尸体还真是玛丽的。‘他坚持肯定，’那报纸说，‘尸体就是玛丽的，但是在我们已经批评过的细节之外，却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细节。’可是，即使不可能再提出什么更有力的证据让人信服的话，也可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提不出让人相信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比对某人是谁的印象更模糊的东西了。谁都认识自己的邻居，但是要求为确认邻居提出理由的人却十分罕见。《星星》的编辑没有理由为波威先生说不出道理的推断而生气。

    “我们会发现，他所陷入的嫌疑处境倒更像是我所假定的‘浪漫的无事忙’，而不是推理者所影射的什么罪行。接受了这个较为宽容的解释之后，理解起钥匙孔里的玫瑰、记事板上的‘玛丽’、‘把男性继承人挤到一边’、‘对让他们看尸体反感’、‘警告B太太别在他（波威先生）回来之前向警察透露信息’，和他似乎做过的决定‘除了自己谁也不干预这事的进程’，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我觉得似乎无可怀疑的是，波威在追求玛丽，而玛丽也对他卖弄过风情。他奢望人家会认为他享有跟她最充分的亲昵和信任，对此我不想说什么。由于已经有证据充分驳斥了《星星》的主张——说什么她的母亲和其他亲戚态度冷淡（这跟亲友们相信尸体是‘香水姑娘’的假定是抵触的），我们现在就假定尸体是谁的问题已经令我们充分满意地解决了，再接着分析。”

    “那么你对《商业报》的意见，”说到这儿我问他，“有何感想？”

    “在精神上，它们比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表的意见要值得注意得多。它从前提出发所进行的推理，是有原则而且敏锐的，但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它的前提却是以不完整的观察为基础的。《商业报》希望暗示玛丽是在离母亲家门不远的地方被一群粗野的歹徒带走的。‘像这样一位受到好几千人注意的年轻妇女，’那报纸强调，‘走过三个街区竟没有一个人看见，是不可能的。’这是长期住在巴黎的人的看法，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城里走来走去、却大体局限在公共机关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