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姆林与科尔侦探社工作。”安琪说。

    “对。你们觉得他怎样？”

    “专业上吗？”特雷弗·斯通耸肩。

    “他非常擅长他的工作，”安琪说，“哈姆林与科尔只雇最优秀的人。”

    他点头。“我知道几年前他们曾经提议买下你们的侦探社，只要你们愿意替他们工作。”

    “你从哪儿听来的？”我说。

    “是真的，不是吗？”

    我点头。

    “据我所知，他们出了一个很慷慨的价钱。你们为什么拒绝？”

    “斯通先生，”安琪说，“万一你还没注意到，我们不是穿西装打领带开董事会的料。”

    “但杰·贝克是？”

    我点头。“他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做过几年，后来发现他更喜欢民间企业的收入。他喜欢好餐厅、好衣服、好公寓之类的东西。他穿西装很好看。”

    “而且就像你说的，他是好侦探。”

    “非常好，”安琪说，“他是帮助揭发波士顿联邦银行和犯罪集团勾结的人。”

    “是，我知道。你们猜是谁雇他的？”

    “你。”我说。

    “和其他几个重要商人，他们在1988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崩垮，储蓄信贷银行爆发危机时损失了一些钱。”

    “既然你以前用过他，何必问我们的看法？”

    “因为，肯奇先生，我最近雇贝克先生以及哈姆林与科尔找我的女儿。”

    “找？”安琪说，“她失踪多久了？”

    “四星期，”他说，“确切天数是三十二天。”

    “杰找到她了吗？”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因为现在贝克先生也失踪了。”

    今天早上在城里，天气虽冷但还过得去，因为没什么风，气温徘徊在华氏三十度出头。那种让你感觉得到，但不足以令你痛恨的天气。

    然而，在特雷弗·斯通的后院，风从大西洋呼啸而来，白浪翻腾，冷空气像子弹打在我脸上。我竖起皮夹克的领子抵挡海风，安琪把手深深插进口袋，缩着脖子弓着背，特雷弗·斯通却迎风而立。他只在衣服外面加了一件浅灰色风衣，就带领我们走出室外，他面对海洋，风衣被风掀开，在他身体周围飘舞，仿佛在挑战寒冷敢不敢穿透他。

    “哈姆林与科尔退回我的预付金，放弃我的案子。”他说。

    “理由是什么？”

    “他们不肯说。”

    “这违反职业道德。”我说。

    “我该怎样办？”

    “民事法庭，”我说，“你可以告到他们倾家荡产。”

    他转身瞪着我们，直到我们明白。

    安琪说：“任何司法途径都没用。”

    他点头。“因为我会死在法庭开始审讯之前。”他又转身迎向海风，背对着我们说话，他的话夹着阵阵刺骨寒风传来。“我过去一向是强人，不习惯别人对我无礼，不习惯恐惧。现在我是废人。人人知道我快死了。人人知道我没有时间对抗他们。我相信，人人在嘲笑我。”

    我跨过草坪，站在他旁边。草在他脚前几步消失，露出崎岖的黑岩峭壁，岩石表面像擦亮的黑檀木一样闪闪发光，衬托底下的滔滔白浪。

    “为什么找我们？”我说。

    “我到处打听，”他说，“我问过的每个人都说你们两个具有我需要的两种特质。”

    “哪种特质？”安琪说。

    “你们诚实。”

    “以——”

    “以一个贪腐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的，肯奇先生。但你们对赢得你们信任的人诚实。而我决心赢得你们信任。”

    “绑架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