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失去丈夫。五个月前，是吗？”

    “前夫。”她说，眼睛看地板。“是。”

    我伸手过去握她的手，但她摇头，把手搁在腿上。

    “我读过所有的新闻报道，”他说，“我还读了那本写得很烂的‘真实犯罪’小说。你们两个跟魔鬼作战。而且打赢了。”

    “只打成平手，”我说，清清喉咙，“相信我。”

    “也许，”他说，冷峻的绿眼在搜索我的眼睛，“对你们两个来说是平手。但想想你们救了多少未来可能遭他们魔手的受害人。”

    “斯通先生，”安琪说，“恕我直言，请不要跟我们谈这件事。”

    “为什么？”

    她抬起头。“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讲的话像白痴。”

    他的手指轻抚拐杖头，然后欠身用另一只手碰碰她的膝盖。“你对。请原谅我。”

    她终于露出笑容，自菲尔死后，我还没见过她对任何人这样微笑过。仿佛她和特雷弗·斯通是多年老友，仿佛他们两人都住在光明与慈悲照不到的地方。

    “我孤单。”一个月前安琪对我说。

    “不，你不孤单。”

    她躺在我们搬来扔在我家客厅地板的床垫上。她自己的床，和她大部分的衣物，还留在霍伊街她的屋子里，因为她无法踏进杰瑞·格林对她开枪，伊凡卓·阿鲁贺在厨房地板上流血至死的地方。

    “你不孤单。”我说，伸出双臂从她背后搂住她。

    “是的，我孤单。你所有的拥抱、所有的爱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安琪说：“斯通先生——”

    “请叫我特雷弗。”

    “斯通先生，”她说，“我同情你的悲痛。真的。但你绑架我们。你——”

    “不是我的悲痛，”他说，“不，不。我谈的不是我的悲痛。”

    “那是谁的？”我说。

    “我女儿。黛丝丽。”

    黛丝丽。他念她的名字像念祈祷文的咏叹句。

    打开灯光后，他的书房是一座奉祀她的圣坛。

    刚才在这里我只看到影子，现在我面对一个女人从小到大几乎人生每一阶段的相片和画像，从婴儿快照，到小学、中学校刊照，到大学毕业照。陈旧和显然随手乱拍的拍立得相片，镶了簇新的柚木相框。一张生活照中有她和一位明显是她母亲的妇人，看样子是在后院烤肉时拍的，因为两个女人站在煤气烤肉架前，手上拿着纸盘，没有一人看镜头。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时刻，相片边缘模糊不清，拍摄时没考虑到太阳斜挂在她们左边，对镜头抛下阴影。除非刻意摆进相簿，这种相片你一定会忘记。可是在特雷弗·斯通的书房，镶在纯银的相框里，架在纤细的象牙台座上，它似乎被奉若神明。

    黛丝丽·斯通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从几张照片可以看出，她母亲大概是拉丁裔，女儿遗传了母亲茂密、蜂蜜色泽的头发，线条优雅的下巴和颈子，轮廓鲜明的骨架和纤细的鼻子，皮肤似乎永远浴在夕阳余晖中。从父亲那边，黛丝丽遗传到翠绿的眼眸和丰满、坚毅的嘴唇。基因影响的对称性，在特雷弗·斯通书桌上的一张照片最为传神。黛丝丽站在父母中间，穿戴毕业典礼的紫色帽子和袍子，背景是韦斯利女子学院主校区。她的手臂搂着父母的脖子，把他们的脸拉近她。三人都在微笑，似乎洋溢着富裕与健康，母亲娇柔细致的美貌，父亲大权在握的气质，似乎在女儿脸上相遇、结合。

    “出事前两个月拍的。”特雷弗·斯通说。他拿起照片端详片刻，毁损的下半部脸一阵痉挛，我猜那代表微笑。他把相片放回桌上，看着我们在他面前坐下。“你们哪位认识一个叫杰·贝克的私家侦探？”

    “我们认识杰。”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