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赢得我们信任最好的方法。”

    他耸耸肩。“我走投无路而又来日无多。你们关闭办公室，拒绝接案，甚至不肯见潜在客户。”

    “的确。”我说。

    “上星期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到你家和办公室。你不接电话，又没有留言机。”

    “我有，”我说，“只是目前关机。”

    “我写过信。”

    “他不拆信，除非是账单。”安琪说。

    他点点头，一副这种行为在某些圈子司空见惯的样子。“所以我必须孤注一掷，才能保证你们肯听完我要讲的话。如果你们拒绝接我的案子，我准备付你们两万块钱，弥补你们今天到这里来花的时间和造成的不便。”

    “两万，”安琪说，“大洋。”

    “是的。钱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万一找不到黛丝丽，我也没有别的继承人。再说，你们去打听一下，就会发现两万元相对我的全部财产不过九牛一毛。所以，如果你们想走，尽管去我的书房，从书桌右上角抽屉拿了钱，回去过你们的日子。”

    “如果我们留下，”安琪说，“你要我们做什么？”

    “找我的女儿。我有心理准备她可能已经死了。事实上，我知道可能性有多大。但我不愿到死还在怀疑。我一定要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报警了。”我说。

    “他们嘴巴上敷衍我，”他点头，“但心里想的是一个悲痛欲绝的年轻女人，决定出门旅游，调剂一下身心。”

    “你确定这不是事实。”

    “我了解我的女儿，肯奇先生。”

    他拄着拐杖，开始跨过草坪向屋子走回去。我们跟着，我可以从书房临海的大片玻璃上看到我们的身影：一个腐朽的男人，挺直腰杆对抗背后强风，风衣在身上飞舞，拐杖在冰冻的草地上寻找支撑点；在他左边，一个娇小、漂亮的女人，黑发吹散两颊，劫后余生写在脸上；在他右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头戴棒球帽，身穿皮夹克、牛仔裤，带着一丝困惑的表情，看着他旁边两个骄傲、但受伤的人。

    我们抵达露台，安琪一边帮特雷弗·斯通开门，一边说：“斯通先生，你说你打听到我们有两个你最需要的特质。”

    “是。”

    “一个是诚实。另一个呢？”

    “我听说你们不屈不挠，”他说，跨进书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