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特雷弗·斯通说，“我太太参加贝肯山萨默塞特俱乐部一个派对后开车回家。你们知道那地方吗？”

    “我们所有宴会都在那里举办。”安琪说。

    “是吗？总之，她的车子抛锚。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要离开市中心办公室，于是我去接她。稀奇。”

    “什么？”我说。

    他眨眨眼。“我只是想到我们这么做多难得。我是说一起开车。这种事变成我专心事业的牺牲品。像并肩坐在同一部车里二十分钟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一年能做六次就算幸运了。”

    “后来呢？”安琪说。

    他清清喉咙。“下杜宾桥的时候，一辆车企图把我们挤出道路。劫车，我想是这种案子的名称。我刚买下这辆美洲虎XKE不久，当然不肯轻易让一群恶棍抢走，他们别以为看上什么东西，那东西就属于他们。所以……”

    他凝视窗外片刻，我只能假设，他迷失在那个混杂金属摩擦、引擎旋转气味的黑夜中。

    “我的车子翻到驾驶座那一边。我太太伊内兹不停尖叫。我后来才知道，她的脊椎当场撞碎。劫车犯气坏了，因为我毁了他们以为已经属于他们的车子。我拼命保持清醒，眼睁睁看着他们开枪打死伊内兹。他们不断对车子开枪，三颗子弹落到我身上。怪的是，虽然一颗打到我下颚，但没有一颗造成重伤。然后三个匪徒花了点时间想放火烧车，但他们始终没想到戳破油箱的办法。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耐烦，走了。我躺在那里，身上有三弹子弹，骨头断了几根，我太太死在我旁边。”

    我们离开书房，留下青面和不倒翁，脚步不稳地走进特雷弗·斯通的休闲室或男士客厅，或不管你怎么称呼一间飞机棚大小，内有英式、美式台球桌各一张，樱桃木衬底的飞镖靶，扑克牌桌，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型高尔夫球推杆果岭的房间。房间东边沿墙一排桃花心木吧台，上面悬挂的酒杯足够让肯尼迪家族连开一个月派对。

    特雷弗·斯通倒了两指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到他的酒杯，作势要倒一杯给我，又要倒给安琪，我们两人都拒绝。

    “作案的男人——其实是男孩——很快被起诉和定罪，判了终身监禁永不得假释，最近开始在诺福克监狱服刑，我猜，这已经是最接近正义的结果了。我女儿和我葬了伊内兹，除了悲痛，事情应该到此为止。”

    “但是……”安琪说。

    “当医生开刀取出我下颚的子弹时，他们怀疑我有癌症。进一步检查后，在我的淋巴结里找到。他们预期接下来会蔓延到我的小肠和大肠。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割到没东西可割。”

    “多久？”我说。

    “六个月。那是医生的看法。我的身体告诉我只剩五个月。无论如何，我已经度过人生最后一个秋天了。”

    他旋转椅子，再度眺望窗外海景。我顺着他的视线，注意到一弯弧形礁石横跨海湾。礁石尖端分叉，像龙虾钳子一样向外刺出，我的目光移回礁石中段，直到我认出一个熟悉的灯塔。特雷弗·斯通的房子坐落在大理石首峡中央一个悬崖上，位于波士顿北岸锯齿状的风景区，这儿一栋房子的要价只比大多数城镇买下整个镇便宜一点点。

    “悲痛，”他说，“会吃人。它啃噬你，不论你醒着或睡着，不论你反不反抗。很像癌症。一天早上你醒来，发现所有其他情绪——喜悦、嫉妒、贪婪，甚至爱——统统被它吞没。只剩你一人孤伶伶和悲痛作伴，赤裸裸面对它。它占有你。”

    他杯中冰块喀嚓作响，他低头看冰块。

    “不必如此。”安琪说。

    他转身，撇着变形虫般的嘴对她微笑。惨白的嘴唇在腐朽的肌肤和粉碎的颚骨上颤抖，微笑消失。

    “你了解悲痛，”他柔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