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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埃伯哈特没来办公室。

    我坐立不安地等着他。我已经准备好向他道歉，说我对依拉·罗卡福特餐厅发生的一切很抱歉，凯莉也十分后悔。这是事实：昨晚凯莉酒醒后，想起她做的一切，感到非常羞愧。她打电话给埃伯哈特和温黛，先打埃伯哈特那儿，后来打到温黛的公寓，都没有人接。因此她打算今天午休时去梅西百货向温黛道歉，然后到这儿来向埃伯哈特道歉。我同意她的做法，事实上我并没有生她的气。那天我表面上显得有些愤怒，私底下却暗暗感到高兴。我一想到温黛站在那儿大吼大叫，酱汁流进她的胸部，面条盖在她头上的画面就想笑，就像我邪恶地希望服务员的假发掉到汤里一样。

    温黛是个笨蛋，她活该。

    我唯一担心的是埃伯哈特的反应。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大概是气话，但他是一个会把积怨埋在心里的人。我最不希望昨晚的事影响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为了大嘴巴温黛弄成这样，根本不值得。更何况凯莉扔出的那一盘伟大的意面，在我看来实在扔得太好了。

    因此我待在办公室等他，而不是去托马利湾追踪安吉洛·贝托鲁奇的线索。我开始在办公室忙活起来，拨通了史蒂芬·波特的电话，和他聊了十分钟，没什么发现。首先，他没找到哈蒙·克雷恩的稿件，尽管他说它们一定在“某处”；其次，他知道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是埃伦·科尼尔，他们于一九三二年私奔到雷诺结婚，但他不清楚他们离婚后她的去向，他也不知道克雷恩自杀前她是否为钱纠缠过他。

    “哈蒙从没跟我提起过她，”他说，“是亚当告诉我的。”

    “你哥哥说他们是友好分手的吗？”

    “他认为不是。当热情不再，这段匆忙草率的婚姻也就不愉快地结束了。我想他们相处得并不好。”

    “你知不知道她的职业？”

    他停了一会儿，今早他咳嗽得很厉害。“没有，亚当没跟我提起过。”

    “知道她在加州大学是学什么的吗？”

    “不知道。这你可以去注册办公室查。”

    “我去试试。你认识罗素·丹瑟尔吗？”

    “我想没见过，名字不熟悉。你说他对哈蒙很了解？”

    “有段时间他们是酒友。”

    “嗯，酒后吐真言。真希望我也是个酒鬼，这样就能更了解哈蒙了。但我不胜酒力，两杯葡萄酒就不行了。”

    “你很幸运。”我说，想起昨晚的凯莉。

    挂了电话，我拿出旧金山电话目录查找埃伦·科尼尔的名字。没有。我继续查我自己那本地址簿，看看她的号码是否有登记，但也没找到。

    于是我打电话去问海湾附近城镇的信息；如果埃伦·科尼尔还活着，还住在这儿，她一定没有登记自己的电话。看来最后可供我查的只有机动车部门、信用卡记录和讣告了。我打电话给三个人：机动车部门的哈里·弗莱彻；汤姆·文特斯——他拥有一家租赁公司的一份股权，以前为我查过信用卡记录；还有报社的约恩·法尔科——他向我保证今天给我消息。我决定不查加州大学注册办公室的记录了，也不去人口统计局查埃伦·科尼尔是否再婚或住在这儿。

    十点十五分，埃伯哈特仍然没有出现。

    我打电话到他诺亚谷的家，没人接。我找到他名片夹里温黛家的电话打过去，也没人接。我打到梅西百货，被告知贾沃斯基女士今天请病假。

    该死的。

    我等到十点半。然后我写了张纸条“对昨晚的事我感到万分抱歉，埃伯——我们找个时间谈谈”放在他桌上，出发去托马利。长途驾驶刚好能抚慰我紧张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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