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多久？”

    “我还不能回答。”

    “一个多星期？”

    “可能用不了。”

    她咬住下嘴唇，牙齿沾上了一点口红，看起来像门齿上有个暗红色的小洞。“我想你是对的。”最后她顺从地说。

    我说：“为什么你不找他的医生谈谈？医生说不定能说服他。”

    “是的，我会去试试。”

    我站起身。“要我先走吗？”

    “请。我随后就到，他会以为我出去散步了。”

    我留她坐在那里，独自沿着原路穿过草坪来到第十二大街。林恩·克斯卡顿是个自我中心又自伤自怜的女人，只关心自己，但我还是同情她。毫无疑问，克斯卡顿确诊后她的日子很艰难，但她始终支持他。要是能为她做点什么就好了，比如停止调查，或者不要工资。但我不能这么绅士，因为我得生活，得付账单。

    克斯卡顿一分钟后才应门，但看起来也不像刚睡过觉。他吃了什么沾芥末酱的东西，脸颊上有一点黄色的汁。一见到我，他眼睛一亮，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请进，请进。你发现什么了吗？”

    “不完全是，克斯卡顿先生。”

    “那为什么……”

    “我进来说。”

    他急切地跟着我进屋。我告诉他我做了些什么，以及今天来这里的原因。他仔细地听我讲的每一个字，好像我带来了能治愈他疾病的消息一样。

    “你有进展了，”他说，“我知道你能做到，我知道。我去拿阿克斯系列，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拿吧……”

    “不，不，我知道它们在哪儿。”然后他重重地敲着拐杖，以我从没见过的惊人速度走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斧头和痛苦》。我肯定就是这本。杀人犯名叫贝托鲁奇，安吉洛·贝托鲁奇。”

    他把书递给我，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名字的拼法。克斯卡顿看着我，用手把原本蓬乱的黑发拨弄得更乱了。

    我问他：“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没人和你提过这个名字？”

    “如果有我肯定记得。你现在要去托马利湾吗？”

    “今晚不去，明早去。”

    “然后呢？”

    “那要看我去托马利湾能发现什么了。”

    他还问了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过我倒是十分耐心地一一作答。我要走了；已经快六点半了，七点要去接凯莉。但不光是这个原因。和克斯卡顿太太谈过以后，这座房子和克斯卡顿急切的渴望让我的心情很沉重。

    我保证明天一从托马利湾回来就给他电话，这才得以脱身。送我到门口后，他执意和我握手。他的手又黏又湿，以至于我不得不忍住在外套上擦手的冲动。

    我没有在外面见到克斯卡顿太太。我想她大概是趁我在的时候溜进去的，不过我没听到她的动静。或许她还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望着大雪松，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