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按扬科斯基家门铃时，家里不是只有那条仿佛能喷出火焰的狂吠的狗了。那条狗发出和之前一样的咆哮声，不过这次声音很远，而且从背面传来，也没有越来越接近。很快门开了一条缝，一个长着一头灰色鬈发的白人妇女伸出头来，警觉地问：“谁？”

    “我想见扬科斯基先生。”

    “有预约吗？”

    “没有，不过我想他会见我。你告诉他事关哈蒙·克雷恩和他的儿子。”

    “你的姓名？”

    我拿出一张名片给她。一条丰满的手臂从门缝里伸过来，一把拿过名片，然后消失了。她说了句“请等一下”就合上了门。

    我站在那里。海风带来桉树和茉莉的清香。一个美妙的黄昏。屋子里那条狂吠的狗依然在远处制造噪声，可以听到一串撞击，隐隐约约还有东西打碎的声音。我想它大概在啃家具——或者在啃管家，也就是刚才那个白脸白臂灰色鬈发的女人。就我所知，扬科斯基从没结过婚。

    显然那条狗并没有把管家吃下去。门又一次开了，仍然只开了一条缝，那个女人再次出现。“他要见你。你可以从后面绕过去。”

    “从后面绕过去？”

    “他在花园里。”

    我沿着通向花园的砖砌台阶拾级而上，穿过一片修剪成圆形的茉莉灌木丛和矮柏树。房子的所有窗户都装上了铁栅栏。疑心很重的城市居民通常会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但对扬科斯基来说，可能有更深的意义。海湾地区一定有成千上万的人想闯入他的房子把他杀了。

    在房子后面我找到了一堵高高的篱笆墙，上面有一扇门。篱笆墙顶端另外加了一层六英尺高的透明塑料顶，一直延伸到房子的后墙，可以把花园一起围进去变成一个封闭的温室。我推了推那扇门，发现没锁，于是走了进去。

    花园里有一块二十平方英尺、修整得很好的草坪，三面有玫瑰花围着，另一面有一个后楼梯和一条通向大门的小径。草坪上放着一个韦伯牌金属烤肉架，还有一些室外红木家具。“拖出去”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闲适地跷着腿，一手拿着杯饮料，另一手夹着一根粗大的绿色雪茄。

    “进来时锁上门，”他说，“我为你才开着的。”

    疑心病！我关上门，扣上锁，走向他。房子后院朝西，太阳正落向太平洋，给那透明的弧形塑料顶镶上了一条淡红色的边，好似点亮了灯。光亮打在扬科斯基身上，使他看上去矮小凶狠，像邪恶的侏儒从隐居的洞穴搬到了城市中。疯狂的想法，不过令我十分愉快，很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

    我的名片躺在他身边的一张红木桌上。他用弯曲的食指轻轻敲打着名片，轻到连雪茄上长长的烟灰都没能弹落。“坦白说，”他说道，“不是每天都有名侦探来拜访我的。”

    他声音里没有一丝讽刺意味。我也用诚恳的声音回道：“不是每天都能拜访到您这样杰出的律师的。”

    “寒暄结束。我们之前见过，是吗？我好像记得几年前你为我工作过一次。”

    “仅此一次。从那以后我就为你的对手工作。”

    他觉得有趣。“拖出去”很有幽默感；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尖牙利齿，以及一头时下流行的希腊式深棕色头发，只是额上有些灰白了；他的身体瘦而强健，皱纹比我少。他肯定至少七十岁了，但看上去要年轻十岁，精力充沛、身心愉悦。

    但他住的房子的窗户上都钉了铁条，一条凶恶的狗整日徘徊，花园上覆盖着塑料顶，还要求客人进来时一定要锁上门。不管他承认与否，他活在恐惧中。任何人处于这种状态下都会非常痛苦。

    他喝了几口饮料，将玻璃杯往我名片上一放——我想他是故意的——用雪茄指着我说道：“安妮说你来这儿是为了哈蒙·克雷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