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告诉他们噩耗可能不太好，所以从“现在还没法儿说”开始，再一点点地把最终的坏消息透露出来。

    可是，不是有法律规定大夫必须告诉患者或患者家属真相吗？也许只是规定？真有这种“从医学上说”的说法吗？我不知道。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世界，我也不喜欢，但不管真相是什么，现在的确还没法儿说，我只好等着。令人惊讶的是，我不像我一向以为的那么善于等待。

    我的胃又开始叫唤的时候，我以为一定已经到了晚上，可看了一眼手表，还差几分钟才到四点。

    二十分钟之后，丘特斯基从贝塞斯达来的朋友到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没想到来人是这个样子。那家伙不到一米七，秃顶凸肚，戴着厚厚的金边眼镜，他来的时候带着两名医生，其中一个是刚刚给德博拉做手术的那位。他们跟着他，像高一学生跟着校花，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那家伙进来的时候，丘特斯基跳了起来。

    “泰德尔大夫！”他说。

    泰德尔朝丘特斯基点点头，说：“出去。”那个动作的指挥对象也包括我。

    丘特斯基点点头，抓住我的胳膊，我俩出了房间。泰德尔和他的两个卫星已经拉开德博拉身上的床单，开始检查。

    “这家伙是最棒的。”丘特斯基说，尽管他还是没说清楚最棒的什么，我现在能猜到是医学方面的。

    “他要干吗？”我问道。丘特斯基耸耸肩。

    “不知道，”他说，“来吧，去吃点儿东西。咱们可不想看那些。”

    这说法不是特别让人放心，但丘特斯基显然对泰德尔接手大为欣慰，于是我跟着他来到一层车库旁一个很拥挤的小咖啡厅。我们挤进去，在角落的一张小桌旁坐下，吃着没滋味的三明治。尽管我没想问，丘特斯基还是跟我说了一点儿从贝塞斯达来的那位医生的事情。

    “这家伙了不起，”他说，“十年了吧？他把我恢复原样了。我那次伤得比德博拉严重多了，相信我，他把我一片一片地拼回去了，而且它们运转正常。”

    “这很重要。”我说。丘特斯基点点头，好像的确在听我说话似的。

    “真的，”他说，“泰德尔是最棒的。你看见别的大夫怎么对他了吧？”

    “看上去想给他洗脚和剥葡萄吃。”我说。

    丘特斯基礼貌性地笑了一声。“哈，她会没事儿的，”他说，“会好的。”

    他到底是在说服我还是他自己？我说不准。

    我们吃完午饭回来时，泰德尔大夫正坐在医生休息室的桌子后面喝咖啡，这看上去很奇怪，很不合适，就好像一只狗坐在桌后，爪子里抓着一把纸牌。如果泰德尔是个出神入化的医圣，他怎么可能做普通人才做的事儿呢？我们走进来后，他抬起眼，那是一双人类的眼睛，充满了疲倦而不是智慧的火花，他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也没能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

    “现在还说不准。”他对丘特斯基说道。我很感激他把字眼儿改得和标准医学术语稍有不同。“现在还没到伤情变化的关键点，所以一切都很难说。”他喝了一口咖啡，“她还年轻，体格强健。这里的医生非常出色。你们可以放心。可是仍有可能恶化。”

    “有什么办法吗？”丘特斯基问道，听上去卑躬屈膝可怜巴巴，宛如求上帝赐给他一辆新自行车的小孩。

    “你是说魔术般的手术，或全新的技术？”泰德尔问。他又喝了一口咖啡。“不，没这回事儿。你得等待。”他看了一眼手表，站了起来，“我得赶飞机了。”

    丘特斯基赶紧过去握住泰德尔的手：“谢谢你，大夫。真的非常感谢。谢谢。”

    泰德尔把手从丘特斯基的手中抽出来。“别客气。”他说着朝门口走去。

    丘特斯基和我目送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