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回事儿，伙计？”他说，俯身看着德博拉。

    我向他简述了一下经过，他看都没看我地听着。他抽出握着德博拉的手，为她拨开前额的一缕散发。我说完之后，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医生怎么说？”

    “现在还不知道。”我说。

    他用代替左手的锃亮的银钩不耐烦地挥挥手：“他们总这么说，还有呢？”

    “可能会有永久性损伤，”我说，“甚至是脑损伤。”

    他点点头。“她失血过多。”他说。这并不是个问句，可我还是回答了。

    “是的。”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从贝塞斯达赶过来，”丘特斯基说道，“他个把小时后就到这里。”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一个朋友？从贝塞斯达？这是好消息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来的家伙是干什么的？来这儿干吗？而我想不出该问什么，好像我的大脑不大能按以往的效率运转了。

    于是我看着丘特斯基拖了另外一把椅子在病床另一边坐下，拉着德博拉的手。他抬起头看着我。“德克斯特。”他说。

    “哎。”我答道。

    “你能给我来杯咖啡吗？也许再来个面包圈之类的？”

    这问题让我惊讶了一下，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奇怪，而是因为这是他向我提出的，而且自然得跟呼吸似的。现在早过了我的午餐饭点，我还没吃东西，而且一点儿都不想吃。可此刻丘特斯基提起来，这个主意却不大对头，就像是在教堂里唱起《巴纳克尔·比尔》。

    不过，如果拒绝反而更奇怪，所以我站起来说：“我去看看有什么。”然后走到外面的走廊上。

    几分钟后我端着两杯咖啡和四个面包圈回来。我先在走廊里停下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向里看去，丘特斯基正倾身向前，闭着双眼，把德博拉的手贴着他的前额。他嘴唇翕动着，生命监护仪的声音让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进门坐到椅子里，清了清嗓子，但他没有抬头。

    我坐在那儿开始吃面包圈。差不多快干掉第一个的时候，丘特斯基终于抬起了头。

    “嘿，”他说，“你买了什么？”

    我递给他一杯咖啡和两个面包圈。他用右手接过咖啡，用左手的钩子挑起两只面包圈。“谢谢。”他说。他把咖啡夹在两膝之间，用一根手指翻开盖子，朝着钩子上的一个面包圈咬了一口。“嗯，”他说，“我还没吃午饭。我正等着德博拉的电话，想着可能会跟你们一起吃午饭。可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又咬了一口面包圈。

    他默默地吃着，偶尔啜饮一口咖啡。我先吃完了。等我俩都吃完以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看着德博拉，好像她是我们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偶尔机器会发出一声怪响，我俩会抬头看一眼。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德博拉继续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伴随着呼吸机的声音缓慢而艰难地呼吸着。

    我至少坐了一个小时，心情并未突然变得阳光乐观起来。就我所看到的，丘特斯基也是一样。他没有痛哭流涕，但看起来疲倦而低沉，比我把他从切掉他手脚的家伙那里营救出来那次还要糟糕。我想我自己看上去也比他好不了多少，尽管我从来不担心这个。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怎么花时间在担心上。我只是计划、安排，确保晚间的特别行动万无一失。担心纯粹是个不合理性的情感活儿，在此之前，我从没为它皱过一下眉。

    可现在呢？德克斯特担心了。这真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我立刻掌握了这个技巧，除了担心没别的好做，总好过啃指甲。

    当然了，她也可能没事儿，是吧？“现在还没法儿说”显得像个预兆。我该相信这个说法吗？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医学程序来规定该如何通知亲属，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亲人可能会死或者变成植物人？一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