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我觉得好多了，”丘特斯基说，“能让他来这里看一眼就行。”他看看我，好像我刚才说了什么挤对他的话似的，他又加了一句：“真的。她会没事儿的。”

    我希望我跟丘特斯基一样有信心，但我没法儿像绝大部分人那样跟自己打哈哈，因为我总是发现，如果有的选，事情大多总是走下坡路。

    不过，这不是我该在重症监护室随便瞎说的话，后果将不是我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只是嘟囔了几句客套话，而后我们又坐回德博拉的床边。威金斯仍在门边守立，德博拉则纹丝不动，不管我们坐在那儿多久，多么用力地看着她，她都一动不动。房间里只剩下机器的嗡鸣声。

    丘特斯基看着她，好似注视着她能让她坐起来开口说话，结果当然没奏效。然后他掉转视线看着我。“干了这事儿的那家伙，”他说，“抓住他了，是吧？”

    “他被铐起来了，”我说，“现在在拘留所。”

    丘特斯基点点头，看样子还想说点儿什么。他望向窗户，叹了口气，然后转回头看着德博拉。

    德克斯特以智力超群、思想深邃著称，但直到半夜我才意识到坐在这里看着德博拉静止的躯壳起不了什么作用。与其坐在这里，坐得好似要沉入地板，把自己搞得眼睛红肿、疲惫不堪，还不如让德克斯特躺在床上补充几个小时的睡眠。

    丘特斯基没表示反对，他只是挥挥手，嘟囔了几句，好像是在说他要守夜。我疲倦地拖着双脚离开了监护室，走进了温暖而潮湿的迈阿密之夜，这跟医院的机械冰冷相比，是个让人愉快的变化。我停下脚步，呼吸植物散发出的香气。一轮巨大而邪恶的黄月亮正挂在夜空上自顾自地笑着，可那一点儿都提不起我的兴趣。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去享受刀锋的快感或狂野的夜舞所燃起的渴望。德博拉正躺在医院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不是因为有负罪感，而是没感觉。我除了疲倦、乏味、空虚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好吧，我对乏味和空虚没办法，我对德博拉的伤没办法，但至少我能改善一下我的疲倦。

    所以我回家了。

    早上醒来，我觉得嘴巴里苦苦的。丽塔已经在厨房里忙碌了，我还没来得及坐进椅子，她就把一杯咖啡放到了我面前。“她怎么样了？”她问。

    “还没法儿说。”我说。她点点头。

    “他们总是这么说。”她说。

    我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站起来。“我得去问问她今早的情况。”说着，我从门边的桌上拿过手机，开始给丘特斯基打电话。

    “没变化，”他说，声音沙哑疲倦，“要是有什么，我给你打电话。”

    我回到厨房里坐下，觉得自己随时要昏迷。“他们怎么说？”丽塔问。

    “没变化。”我告诉她，无精打采地喝着咖啡。

    几杯咖啡和六个蓝莓馅儿饼下肚后，我多少恢复了些元气，可以去上班了。我从桌边站起来，跟丽塔和孩子们道了别，走出门。我想像往常一样行动，让我假面人生的如常节奏将我的心绪归于宁静。

    但工作没按我想象的那样成为我的庇护所。我走到哪儿都被致以同情的蹙眉和低声的询问：“她怎么样了？”整座大楼似乎都只有一种关心的节拍，回荡着我那带着哭腔的“现在还没法儿说”。即便是文斯·增冈也感染了这种情绪。他甚至带来了面包圈，这是这个礼拜的第二次。而且出于纯粹的同情，他还给我留着那块巴伐利亚奶油面包圈。

    “她怎么样了？”他问，把那只面包圈递给我。

    “她流了很多血。”我这样告诉他，主要是因为我得说点儿不同的内容，以免我的舌头因为重复说太多一样的话而单调死，“她还在重症监护室。”

    “杰克逊医院治这种伤很在行，”他说，“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