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板上坐了多久，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就这样手托头，努力想使自己清醒，好再拿起电话。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小时。问题是我本该专心于电话，脑子里却总是闪过沃尔夫已走这个念头。我的头抬不起来。终于，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声音持续不断，越来越响。我好不容易才渐渐意识到有人似乎想把门撞开。我抓住电话架顶端，挣扎着站起身。我想只要扶着墙，我就能立着。然后我沿墙转到通往门廊的门，再沿墙走到大门口，声音就是从那儿发出的。我手扶门，开锁，转动把手，门呼地打开，我又倒在地上。进来的两个人踩到了我，然后就站在那看着我，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烂醉如泥，电话都没挂上。

    那时，我的舌头利索多了，已经能说明白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一个人出去找大夫，另一个扶我起来，朝厨房走。他打开灯。斯科特从椅子上摔下来，在地板上蜷成一团。我的椅子侧倒在一旁。我感到阵阵冷风，那人说了些窗户什么的，我看看窗户，玻璃碎了，有个大洞。我一直也没搞明白，我把什么扔到了窗外，也许是盛鸡的盘子。不管怎样，楼下的人不够好奇，没理会。那人弯腰晃了晃斯科特，他毫无知觉。我再次扶着墙和家具回到餐厅，坐在地上，收拾我的东西，放回兜里。我有些着急，因为我觉得少了什么，可我想不出来是什么，突然我意识到丢的是沃尔夫送我的皮夹，一面印着手枪，一面印着兰花。我的警证和持枪证也在里面。天哪，我又哭起来。正哭着，出去的那人和大夫一起回来了。我边哭边使劲儿用指关节顶着太阳穴，好让我的脑子去想朵拉·蔡平为什么给我下药，搜我的身，而且什么都不要，偏偏拿走那只皮夹。

    我和大夫起了争执。他坚持说给我用药前必须知道我吃了什么。他去卫生间查那些瓶瓶罐罐，我跟在他后面真想暴打他一顿。我开始有了各种念头，这些念头渐渐要把我的脑子胀破了。快走到卫生间时，我把大夫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斯科特蜷在地板上的样子有些不对劲儿。我转身向厨房走，因为太自信自己的恢复能力，所以又摔倒在地，我爬起来，接着走。看着斯科特，我明白了：他穿着衬衣，出租车司机的灰夹克没了。我正琢磨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夫拿着一杯棕色东西进来。他说了些什么，递给我杯子，看着我喝下去，然后走到斯科特身边跪下。

    那东西很苦。我把空杯子放在桌上，抓住去叫大夫的那个人——这时我认出来了，他是电梯工——我让他下楼把蔡平家的电话接进来，然后出去看看斯科特的出租车是否还停在街边。我又一次走过餐厅，走到客厅，坐在电话架旁的椅子上，接通了接线员，告诉她电话号码。

    是弗里茨接的电话。我说：“我是阿奇。你刚才说沃尔夫先生怎么了？”

    “怎么了……沃尔夫先生走了。”我的听力好些了，我听得出来他在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他跟我说他去找你，还说他怀疑你想威胁他增加工资。他去——”

    “等等，弗里茨，慢点儿说。现在几点？我的表是差一刻七点。”

    “没错，对的。沃尔夫先生已走了将近四个小时了。阿奇，你在哪儿？”

    “去他妈的我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儿？有人找他？”

    “是的，我去开的门，有个男人递给我一个信封。”

    “是出租车司机吗？”

    “是的，我想是。我把信封交给沃尔夫先生，很快他就到厨房来跟我说他要出去。希巴德先生帮他穿的外套，棕色大领子的那件，我帮他拿来帽子、拐杖和手套——”

    “你看见出租车了吗？”

    “看见了，我和沃尔夫先生一起出去的，帮他开的车门。阿奇，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我能做什么——”

    “你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