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两点——也就是星期日凌晨——我坐在办公室我的桌边，哈欠连天。沃尔夫坐在桌子后面，正在看我给他打出来的时间表。我自己也有一份。此时正值汇报间歇，他之所以叫暂停，是要在脑子里梳理一下事件的前前后后。那份时间表是这样的：

    六点零五分 伯顿夫人到家。家里在场的人：伯顿、女儿、鲍恩、 女佣、厨师

    六点二十分 鲍恩离开

    六点二十五分 女儿离开

    六点三十分 朵拉·蔡平到

    七点二十分 朵拉离开

    七点三十分 保罗·蔡平到

    七点三十三分 伯顿遭枪击

    七点五十分 弗雷德·德金打电话

    我看着我的那份，打着哈欠。弗里茨给我热的炖松鼠肉早已下肚，我还喝了两杯黑麦威士忌。弗里茨做炖松鼠肉用的黑糊糊的调味汁，使牛奶喝起来就像放坏的橄榄汁。我向沃尔夫汇报了几点重要细节，没说是怎么搞到的。沃尔夫向希巴德解释说，侦探和魔术师一样，首要的任务且需常记在心的就是保持职业神秘感，于是希巴德上床睡觉去了。那个电话引发的进展已经改变了当时正在洗澡的希巴德的世界。他没怎么吃好，尽管不必照顾牙齿上贴的金叶。他曾执意要给五六十个人打电话，首先是他侄女，靠着那些关于承诺之尊严的高谈阔论才遏制住了他的冲动。这事还不算完，沃尔夫让弗里茨切断了希巴德屋内的电话线。现在他在楼上，也许睡了，也许在围着承诺之尊严绕他的心理学圈圈。我继续向沃尔夫汇报，连个面包渣都没漏掉。还作了些讨论。

    我把我的那份时间表扔在桌上，又打了个哈欠。终于，沃尔夫说：

    “你要明白，阿奇，我想我们大可不必费周折查找杀害伯顿大夫的凶手，只管继续我们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在作决定前，先理智地想一想。唉，这世上像我们这样的明白人只有三四个，我们还宁愿袖手旁观。我们的劣势在于成功不取决于事实，而取决于我们的客户举手表决。光是干出名堂还不行，还要让我们的客户举手表决认定我们的确干出了名堂。既然这种安排不可变更，我们也就必须弄清楚是谁杀了伯顿大夫，这样当无法靠晓之以理影响表决时，就可动之以情。你明白吧？”

    我说：“我很困。当我要等到半夜才能吃晚饭，又是吃炖松鼠肉时……”

    沃尔夫点点头。“是的，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比疯子好不了多少。还有件事。从我们的立场来看，伯顿案最糟糕的就是对蔡平的影响。他不能来这儿取他的盒子或者为其它目的到这儿来了。这就有必要通过莫利先生去见他了。他们会把他关在哪个监狱？”

    “我想是在中央大街。有三四处可以关他，最有可能的是‘墓地’。”

    沃尔夫叹了口气。“讨厌的喧哗。得有两英里多，将近三英里的路程吧。我最后一次离开这房子是在九月初，因为有幸与艾伯特·爱因斯坦同桌共进晚餐，回家时就赶上了雨。记得吧？”

    “记得。我怎么会忘呢？雨下得那么大，路都湿了。”

    “嘲笑我。讨厌……啊，好吧，既是职责所在，我不会假装善心大发，也不会事到临头还抱怨不已。既然被控谋杀者不能保释，既然我必须和蔡平先生谈一谈，去中央大街走一遭看来在所难免，但我们要先搞清楚是谁杀了伯顿大夫。”

    “还有别忘了，也许天亮之前，那瘸子就会向克拉默承认是他干的，把一切都倒出来。”

    “阿奇，”沃尔夫对我晃了晃食指，“如果你坚持……算了。克努特国王说过这话。我不过是学舌，扯淡，我还没对你说清吗？现在流行说一切皆有可能。其实，可能的事很少，少得可怜。蔡平先生杀死了伯顿大夫就不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