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希巴德先生接电话。”

    “但是阿奇，我很担心——”

    “我也很担心。稳住，弗里茨，别乱，让希巴德接电话。”

    我等着，一会儿就听希巴德说“您好”。我对他说：

    “我是阿奇·古德温，希巴德先生。听着，我不能说太多。等尼禄·沃尔夫回家时，希望我们能告诉他您是守信的。您答应了他，星期一晚之前不与外界联系。明白吗？”

    希巴德听起来很烦躁。“我当然明白，古德温先生，但我觉得——”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去管您觉得怎么样。您要么遵守诺言，要么不遵守。”

    “嗯……我遵守。”

    “好。跟弗里茨说有事我再打电话。”

    我挂上电话。大夫给我的棕色东西看来有效，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我的脑袋里像是有把地狱之锤在猛砸。电梯工回来了，站在那儿。我看着他，他说斯科特的出租车不在了。我又拿起电话，克拉默不在办公室，附近也找不到他。我从兜里掏出钱包，耐心地找出电话号码单，给克拉默家里打电话。起初他们说他不在，但我说服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克拉默接了电话。我从未料到警察的声音在我耳里听起来会如此美妙。我告诉他我在哪儿，以及发生了什么事，还说我正努力回想那天他是怎么说的，要还尼禄·沃尔夫一个人情。他说不论他怎么说的，他都是认真的。我告诉他：

    “好，您有机会了。那个恶毒的蔡平疯女人偷了辆出租车，把尼禄·沃尔夫带走了。我不知道去了哪儿，就算我脑子清醒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四小时前搞到他的，可以把他带到奥尔巴尼或其它什么地方。不管她是怎么骗的他，我以后再和她算账。听着，探长，看在上帝的分上，派个管事的去查辆棕色出租车，一辆施托伊弗桑特，MO29-6342。记下了吗？再说一遍。您能让电台播出吗？能把消息传到威斯特切斯特、长岛和泽西吗？听着，从我得到的信息看是她杀了伯顿大夫。天哪，我要是抓住了她——什么？我没激动。好的，好的，探长，谢谢。”

    我挂上电话。有人来了，站在一旁。我抬起头，是名警察一脸傻笑地看着我。他问了我几句话，我让他脱鞋歇歇脑子。他还想耍耍嘴皮子。我把头搁在电话架上，瞄准，在木头上梆梆磕了几下，没用。电梯工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警察去厨房了。

    我站起身去开窗，又差点儿栽下去。空气冰冷刺骨。我当时觉得只能确定两件事：第一，我的头继续这样下去就会爆炸。第二，沃尔夫死了。很显然，那女人把他弄进出租车后，除了杀死他，还能干什么？我站在窗前，向外看着佩里大街，尽力使我的脑袋不致爆炸。我觉得整个纽约都在我面前，在我和对面房子中间——炮台公园、河滨、中央公园、弗拉特布什、哈勒姆、公园大道，尽收眼底——沃尔夫就在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哪儿。我想起件事，抓住窗框，探身看楼下。车还在，就在我停的地方，挡泥板反射着路灯光。我有个念头，如果能下楼将车启动，我就能开走。

    就这么办，但离开窗户前，我得想好去哪儿。一个人，一辆车，即便他肩膀上的脑袋还能使，找到那辆出租车也非易事，根本就是无望。但我觉得有件重要的事我可以做，有个重要的地方我可以去，我只是想不起来是哪儿。突然我意识到我想去的地方是家。我想见弗里茨，想在房间里找找，亲眼证实沃尔夫不在，看看那些东西……

    我不再犹豫，松开窗框，穿过房间，刚到门廊，电话就响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电话架旁，拿起话筒说“喂”。有个声音说：

    “切尔西―2―3―9―2―4？请转蔡平公寓。”

    我差点把话筒掉了，四肢僵硬。我问：“是哪位？”那声音说：“是想给蔡平家打电话的人。我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