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我没再出去。沃尔夫喋喋不休。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肚前，眼睛基本没睁开，他就这样无休无止、轻声慢语地为我办了场演讲专场，这回的主题是他所谓的心灵勇气。他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勇气：一种意在打动外界观众，另一种则指向内心那唯一的听众。后者即为心灵勇气。这是某种自我因素和其它因素合作上演的主打戏，诸如此类。尽管如此，一点钟前，我终于在哈佛那台破打字机上打出了第一份警告的样本，经放大镜仔细查看，就是它。蔡平就是在这台打字机上谱写他的友谊颂的。

    吃过午饭，我开车出去找希巴德。男孩子们像往常一样作了汇报，包括绍尔·潘策尔：一无所获。弗雷德·德金差一刻一点打来电话，絮絮叨叨地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如何排好队追踪保罗·蔡平到了尼禄·沃尔夫家，然后拐到第十大道，等着沃尔夫遇害的消息，随后又跟着蔡平回了他家。

    我认为找到希巴德就和收到格丽泰·嘉宝的情书一样希望渺茫，但我还得四处打探。我当然和他侄女伊芙琳保持着电话联系，每天两次，倒不是指望能得到什么消息，一有消息，她自然会告诉我们，但她是我的客户，得经常提醒你的客户你在工作。电话里，她听上去垂头丧气，我也没心思给她打气，敷衍了事而已。

    星期五下午，我还去了股票经纪人费迪南德·鲍恩的办公室，也没什么收获。希巴德在加尔布雷斯-鲍恩公司有账户，经常买卖证券，没多少保证金。既然找鲍恩比较容易，我反正也打算把所有会员都找遍，或许在这儿找到线索的机会还比别的地方大些。走进华尔街某大楼二十层的办公室，我自言自语道，最好建议沃尔夫在鲍恩这儿做些投资，不必管银行报告怎么说。这儿的租金他们显然是付了，仅此项就是许多贪婪之人想都不敢想的了。整整一层，其布局让你觉得能在这儿当速记员的女孩儿至少也得是位公爵夫人。

    我被领进鲍恩的私人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大如舞厅，华美的地毯，让你真想绕着走。鲍恩坐在一张漂亮的深棕色桌子后面，桌上只有一份《华尔街日报》和一只烟灰缸。一只小手夹着根又长又胖的香烟，烟雾袅袅升起。我不喜欢那家伙。如果让我选择把谋杀罪扣在他头上还是保罗·蔡平头上，我可得抛枚硬币。

    他咕哝了一句让我坐下，自以为很得体。如果他是个真男人，我还能忍受，但这么个怪人，把自己当做约翰·D.洛克菲勒和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完美结合体，其实这两种成分他没有一星半点儿。这种人真让我如坐针毡。我把对别人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我想知道他最后一次见到安德鲁·希巴德是什么时候以及所有细节。他得想想。他断定最后一次见到希巴德至少在他失踪前一周，十月二十日左右，在剧院。他们有次聚会，希巴德带着他侄女，他带着他妻子。没说什么特别的，鲍恩声称没说什么有可能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话。他记得他们没提保罗·蔡平，或许因为鲍恩雇用了巴斯科姆侦探三人中的一个，而希巴德不同意，他们不想因争执毁了整个晚上。

    我问他：“希巴德在您的公司有账户？”

    他点点头。“很久了，十多年了。买卖不多，主要是债券交易。”

    “对。他的文件夹中的声明能证明。您看，希巴德星期二晚出去时，会不会想到他可能不会再回来。如果能搞清这点就好了，但我查不出任何迹象，还在找。比如在他失踪前几天，有没有对他在这儿的账户作什么特别安排，或给什么特别指令？”

    鲍恩摇了摇他以前用来长头发的圆东西。“没有。他们会跟我说的……我来确认一下。”他从后面墙的架子上拿下电话，讲了几句，等了一会儿，又讲了几句。他放回电话，转向我说：“没有，和我想的一样。安迪的账户已经有两周多没交易了，他也没给过任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