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去门廊脱下外套和帽子，没到门口，又转身回来。

    “你看，”我说，“我们的车需要活动活动。我们要是打一下午的电话，也许毫无进展。为什么不这样：你在这儿给法雷尔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能不能联系上他。我开车去费城，到那儿就给你来电话。如果你什么都没查出来，我就在当地找他。两点半我就能到费城。”

    “好极了，”沃尔夫同意了，“不过，中午的火车两点钟就到费城。”

    “对，我知道，但是——”

    “阿奇，就这么定了吧，坐火车。”

    “好吧，我想，就这样吧。”

    去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走路只需五分钟，因此我们可以先好好讨论讨论有哪几种可能性。我搭乘中午的火车，在餐车上用过午饭，两点零二分，我从布洛阿特车站给沃尔夫打了电话。

    他收获不大，只是查出了法雷尔在费城的几位朋友和熟人的名字。我给能联系上的人都打了电话，东跑西颠一下午，美术俱乐部、建筑杂志，还有几家报社，想从他们那里打听有没有人想建什么工程等。我开始寻思我在火车上想到的会不会还真有可能。法雷尔也许是和蔡平一伙儿的，出于某种原因，他故意用那台打字机打那封信，也许就是为了被发现，然后逃走？有没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来费城，而是去了别的地方，甚至是在一艘大西洋洋轮上？

    六点左右，我竟然找到了他。我给建筑师们打电话，找了三十几位后，终于有人跟我说有位艾伦比先生发了财，还变得多愁善感起来，要给密苏里的一个小镇建图书馆，这座小镇幸运地生了他，又丢掉了他。我此前没听说过这项工程。我给艾伦比打电话，他说他邀请了法雷尔先生七点钟到他家吃晚饭。

    我胡乱揣了两块三明治，就赶到那儿，等他吃完饭。

    法雷尔在艾伦比先生的书房见到我，当然不明白我怎么会到那儿去。我给了他十秒钟表达吃惊等情绪，然后问：“昨晚您给尼禄·沃尔夫写了张便条。您用的那台打字机在哪儿？”

    他像一位被搞糊涂的绅士似的笑了。他说：“我想就在我用的地方。我没拿走。”

    “好吧，在哪儿？很抱歉我如此唐突。我找您已经找了五个小时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您的便条和保罗·蔡平的诗是在同一台打字机上打的。就这么回事。”

    “不！”他瞪着我，大笑起来，“天哪，太好了。您肯定？费那么大劲儿打样本，然后打了那张便条——这可真要命。”

    “对，什么时候您言归——”

    “当然。我用的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

    “哦，是吗？”

    “没错，这可真要命。”

    “是呀。这台打字机他们放哪儿？”

    “嘿，每位会员都能用。昨晚，我收到艾伦比先生的电报时恰巧在那儿，我就用那台打字机打了两三张便条。就是吸烟室外的那个小房间，跟个壁橱似的。有许多人经常用那台打字机。”

    “哦，是这样，”我坐下，“好，很好，太好了，好得令人作呕。谁都能用，几千人都用过这台打字机。”

    “没有几千，但也不少——”

    “几十个就够了。您见过保罗·蔡平用吗？”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是的，就坐在那张小椅子里，那条瘸腿塞在桌了下面——我肯定见过。”

    “您那些朋友里还有人见过吗？”

    “这我可真说不好。”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那家俱乐部的吗？”

    “哦，是的，几乎全是。迈克·艾尔斯不是，我想利奥·埃尔克斯几年前退会了……”

    “我明白了。壁橱里还有别的打字机吗？”

    “还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