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椅背上，再次看着他。为了搞清他是否在说谎，我宁愿放弃我的车，外加两副备胎。他和保罗·蔡平一样都不是我能搞明白的人。看得出来我是套不住他的。我说：

    “您明天中午一点能与尼禄·沃尔夫先生共进午餐吗？”

    “对不起，我很忙。”

    “星期五？”

    他摇摇头。“不行，哪天都不行。您把我看错了，古德温先生，我不是一个能解开的结，或能砸开的胡桃。不要以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好骗人。我这人很简单，表里如一。也不要妄想把尤金·德雷尔的死推到保罗·蔡平身上。不现实。我知道不是他杀的，我在场。”

    “您星期六有时间吗？”

    他摇摇头，笑了，还是很忧伤。我站起身，拿起帽子，向他道谢。往门口走之前，我说；

    “顺便问一句，您看过保罗·蔡平——管他呢，反正是某人——写的第二份警告。硝化甘油是油乎乎的，还有熏香味吗？”

    “我是外科大夫，不是药理学家。”

    “那就猜猜吧。”

    他笑了。“硝化甘油当然是油乎乎的，据说有股熏香的味道。我没试过。”

    我再次向他道谢，出门走到街上，上车，启动。我边开车边想，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大夫就是那种把生活搅得很郁闷的人。对付那种彻头彻尾的骗子，我从未感到很棘手，就是这种可能说实话的人能整得人不折不扣地头疼。哈里森事件的进展，再加上这个，我开始模模糊糊预见到沃尔夫炮制的备忘录将成为废纸一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除非我们能彻底搞清埃尔克斯在说什么。

    我本想再去五十六街的画廊看看，听完埃尔克斯的一番话，我决定不去了，反正那里已面目全非。我继续开车，径直回家了。当时我想到的能赌一把的最佳人选就是桑蒂尼先生。警察只问过他一次，因为他星期四晚就要回意大利，那时当然还没收到第二份警告，警察也没什么怀疑。沃尔夫和欧洲的几个城市有联系，有一个住在罗马的聪明人，在惠特莫尔债券上赚了不少钱。我们可以给他发电报，让他去找桑蒂尼，也许能打开缺口。跨洋电报要花大概九十九美元呢，我得劝劝沃尔夫这笔钱值得。

    我到家时是差一刻十一点。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就进去了。我知道沃尔夫最终会在楼上接电话，但还是我来吧。是绍尔·潘策尔。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要汇报。我问他汇报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是汇报。反正我那时看什么都不顺眼，不如挖苦他。我说如果他找不到希巴德，不论是死的还是活的，或许他可以去找个笨蛋来帮忙。我说我刚在这案子的别的方面碰了钉子，如果他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最好自己到办公室来赌一把。我挂了电话，就这一下，连修女都会被激怒。

    我花了五分钟才从文件里找出那罗马探子的地址。沃尔夫准时下楼，十一点整。他说上午好，闻闻空气的味道，坐在他的桌边。我很着急，但我知道我必须等他看完邮件，整理好花瓶里的兰花，试试钢笔还能不能写，要瓶啤酒。一切就绪后，他才对我咕哝了一句：

    “该有所行动了，想到了吗？”

    “我八点半就溜出去了，刚刚回来。绍尔刚才打来电话。钱又白花了。如果你想发脾气，这儿有根硬骨头让你啃。”

    弗里茨送来他的啤酒，他倒了一杯。我把我和埃尔克斯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告诉他，连硝化甘油有熏香味儿都说了。我想如果我能把埃尔克斯的话都告诉他，也许他能有什么主意。接着我对他讲了关于那罗马人的想法。如我所料，他顿时烦躁起来。眨眨眼，又喝了几口啤酒。他说：

    “为某个事实，或什么东西，你可以发电报到四千英里远的地方，但这么一件捉摸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