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最后死亡，可能是一年前、两年前或甚至三年前相同日子写的！根本不是1940年，而是1939年或1938年或1937年……”

    “第二个事实当然就是，那三封信没有一次提到诺拉的名字；只是一直用‘我妻子’。

    “如果那三封信是吉姆在纽约写的——在他和诺拉结婚以前、在他知道诺拉会嫁给他之前——那么，吉姆就不可能在信中提到诺拉生病或诺拉去世。案发之初，我们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指的是诺拉，但一旦等到我们无法相信这一点，那么，原来以为诺拉是吉姆企图毒害的牺牲者的那个假定就全部瓦解了。”

    “真不可思议，”卡特喃喃说，“不可思议。”

    “我弄糊涂了，”帕特丽夏抱怨，“你是说——”

    “我是说，”奎因先生说，“诺拉一直没有受到威胁，诺拉根本从来没有过危险……诺拉根本从来就不是被谋害的对象。”

    帕特丽夏用力摇着头，并抓住杯子。

    “这一来，就打开了全新的推测！”卡特惊呼。“假如诺拉不是被杀害的对象——根本从来不是的话——”

    “事实上呢？”埃勒里评议道，“除夕那天确实有个女人死了：罗斯玛丽·海特。我们原来都以为诺拉是要被毒杀的对象，而罗斯玛丽的死亡是意外。现在我们知道了，诺拉不是要被毒杀的对象，当然接下去的推断可不就是：罗斯玛丽不是意外死亡的——从一开始，罗斯玛丽就是要被毒杀的对象？”

    “从一开始，罗斯玛丽就是要被毒杀的对象……”

    帕特丽夏慢慢地重复，好像那些字是她不懂的语言。

    “可是——”布雷德福正要表示异议。

    “我知道，我知道，”埃勒里叹气。“这个推断一定会引起极大的不解和反对。可是一旦把诺拉剔除在被谋害的对象之外——因为它本来是导致犯罪的唯一逻辑解释——我们就必须接受新的假设：罗斯玛丽是要被谋害的对象。可是我立刻问自己，那三封信与罗斯玛丽的死有没有关系，表面看是没有关系。因为三封信指的是吉姆妻子的死——”

    “罗斯玛丽是吉姆的姐姐，”帕特丽夏皱着眉说。

    “是的，而且罗斯玛丽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没有显出生病的迹象。还有，既然那三封信可以看成是两三年前或更多年前写的，它们就未必表示带有犯罪意图。它们可以只是指吉姆前妻自然的死亡——不是指诺拉，而是吉姆在纽约娶的妻子！她死于纽约，时间是在吉姆背弃诺拉逃走到回来娶诺拉为妻这段时间内的某个新年元旦。”

    “可是吉姆从来没提过第一个妻子的事。”帕特丽夏不同意。

    “这不能证明他那段时间没有妻子。”卡特说。

    “对，”埃勒里点头，“所以，那三封信可能根本没什么事，除了两个非常值得玩味和怀疑的因素以外。这两个因素是，第一，三封信写好却没有寄，好像没有人在纽约死去。第二，有个女人真的在1941年新年元旦死于莱特镇，就像吉姆提前很久在第三封信，也就是最后一封信所写的一样。这是巧合吗？对这个想法我保持怀疑。这不是巧合，我看出罗斯玛丽的死和吉姆写的三封信一定有什么关联——信当然是他写的。可怜的埃力·马丁法官在审讯时，曾想推翻它们的真实性，他那样做虽然勇敢，但显而易见是无计可施时的绝望做法。”

    安德森醒来，样子气恼。格斯·奥利森摇着头，安德森先生跌跌撞撞走向吧台。

    “店主，”他醉眼一瞥，“拿碗给我倒满要满得流出来！”

    “我们不拿碗给客人喝酒。况且，安迪，你喝得够多了，”格斯责备地说。

    安德森先生开始哭起来，头枕在吧台上，吸泣几声后竟睡着了。

    “罗斯玛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