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大腿上的伤疤。

    “那个男孩包里装的是什么——那个我明明看到了却没有说什么的男孩？是埃及地雷。这就是他包里装的东西。他携带了二十公斤的军用三硝基甲苯和泡过老鼠药的螺栓。我先看到一道亮光，然后才听到爆炸声。公车在空中飞出了几英尺，然后撞到地上。我被爆破的冲击波推倒在地。我看到人们在我身边大叫，可是却什么也听不到——冲击波伤到了我的耳膜。我发现身边有一条人腿，我以为那是我的，但我发现自己的两条腿都还在。那是公车上另一个人的腿。”

    加百列听完她的话，马上想起了罗马，想到自己站在西蒙·帕斯纳身边，望着使馆残骸时的情景。让迪娜上船只是偶然吗？还是沙姆龙希望在他身边安置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提醒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批到达的警察看到满地的血，闻到烧焦的肉味，一下子就吐了。他们跪在地上呕吐。我躺在那儿，等着有谁可以过来帮帮我，地上的血开始流到我身上了。我看到旁边的楝树树梢上还挂着人身体的碎块。那天早晨，迪岑哥夫大街上下着血雨。后来犹太公墓的祭司来了，他们用手清理了稍微完整些的四肢和躯体。我看到祭司用夹子拾起了我母亲和姐姐的尸体碎片，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那就是我们后来埋葬的东西——身体的碎片。残留物。”

    她用手抱住双腿，把下巴放在了膝盖上。加百列坐在她身旁，盯着显示屏，以确保不会错过重要目标。他把手搭在她肩上。眼泪从她的脸颊滑落下来。

    “我真的恨我自己。如果我知道那个长相可爱的男孩是阿卜杜勒·拉米·阿勒·苏维，是哈马斯卡萨姆军团的人，我一定会警告他们。如果我知道阿卜杜勒的兄弟在国防军1989年的枪战中被杀，我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要选择特拉维夫北部的5路公车。我决定反击，不是用枪，而是用我的大脑。我发誓，下一次我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我都要知道，我都要在一切发生前警告人们。这就是我加入情报处工作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想到罗马和贝特赛义德之间的关联。我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

    又是两行眼泪，这次加百列帮她擦掉了。

    “为什么他要杀我的母亲和姐姐，加百列？因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土地？因为我们是占领者？不，因为我们想要和平。如果我说我恨他们，请你原谅我。如果我祈求你不要同情哈立德，请宽恕我的罪过。我是迪娜·萨里德，是复仇的种子。我代表了第六个一百万的死者。如果哈立德今晚过来，你不能让他再走上那辆公车。”

    勒夫给沙姆龙在耶路撒冷提供了一间安全屋，沙姆龙却礼貌地拒绝了。他让塔玛拉帮他在储藏间找了一张折叠床，又让吉优拉给他收拾好干净的衣服和刮胡刀之类的用品。和加百列一样，一周以来他几乎没怎么睡过。有几晚他一直在走廊踱来踱去，或者和沙巴克保镖坐在外面抽烟。大部分时间他都会躺在他的折叠床上，看着桌上的电子钟的红色光亮，计算贝特赛义德周年纪念之前所剩的时间。没事做的时候，他会回忆之前的行动。等待，无数次的等待。有些行动人员几乎要被这无休止的等待折磨疯了。然而对沙姆龙来说，那等待让他上瘾，仿佛爱情最初的悸动。浑身发热、突然的颤抖、胃部的痉挛——多年来，他一次次地承受着这一切。在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后巷里，在欧洲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还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片荒芜的城郊——沙姆龙曾在那儿等待犹太屠夫阿道夫·艾希曼走下公共汽车，走入那些他自己本想要除掉的人的围捕中。这也算是死得其所，沙姆龙想。这是最后一次煎熬。他在等待电话响起的那一刻。电话真的响了，尖锐的铃声对他来说如同悦耳的音乐。他闭上双眼，让它响了一会儿，然后才在黑暗中拿起了听筒。

    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十二点二十七分。按